“為了讓紀實不致于枯燥乏味兒，我必須要讓歷史與現實呼應，讓政論與故事聯姻，讓呈現與對話攜手，讓觀察與詮釋對接。歸根到底是讓故事來說話，讓故事中的老百姓代言。”

　　紀實文學之所以被認為是特殊的文體，在于紀實與文學聯手參與生活的直接性和縱深性，這是紀實文學的難度。如何讓紀實通過妙趣橫生的故事體現豐富的社會性，這更是難中之難，秦嶺的長篇紀實文學《在水一方——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紀實》（《中國作家》2013年第3期）通過飲水民生對農村社會做了恰到好處的涵蓋和輻射，值得肯定和研究。

　　社會學思維方式是在長期的研究實踐中逐步積淀而成的一種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基本而獨特的視角、立場與方法，表現為整體性思維、民間立場和經驗研究。作為小說家的秦嶺，曾有長期從事社科類研究的實踐經驗，這使他在紀實文學上駕輕就熟，卓爾不群。面對我國政府在世界首腦會議上關于解決飲水安全問題的莊嚴承諾，面對960萬平方公里國土上的100多萬處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這一重大社會主題，面對被農民認為“千年等一回”的自來水，秦嶺回避了傳統紀實文學就事論事、有一說一的單一思維。他大膽探索，給紀實賦予故事的同時，又給所有故事賦予社會屬性，用全球視角、歷史觀和民間立場給予展示，讓思想縱橫馳騁在中國歷史、地理、經濟、教育、文化、民俗、民情的綜合背景之上，既跳出了紀實的枯燥與呆板，又極大拓展了表達的豐富性、深刻性、多元性，讓我們感受到了紀實文學的另一種魅力。

　　在40多個章節中，秦嶺緊緊圍繞中國農村飲水安全這條主線，以自己的“所見”、“所聞”為輔線，大膽采用交叉敘事和文體變換的方法，融時政說理、歷史覓蹤、地域透析、專家對話、風情描繪于一爐，用20多個富有對比性、關聯性的故事支撐起了紀實的半壁河山。除了在《中國農村大地，干涸的民生傷口》《新世紀的民生壯歌》等全景式寫實中有意借鑒了隨筆、通訊、政論文體的精髓之外，在飲水安全工程與廣大農民物質、精神、心靈、情感的關系梳理上，則把采訪對象直接變成故事主人公，并用“在水一方”為社會代言。如《一瓶水和中國農村教育》通過山區小學生每天人均拎一瓶水供教師做飯、飲用的故事，不僅深刻揭示了我國農村嚴重缺水的殘酷現狀，更在社會層面揭示了農村傳統道德與中國教育之間復雜而悲憫的關系。在《留在屁股上的巴掌印兒》中，進入自來水時代的孫子因為丟棄了半碗水，屁股上被爺爺抽出了巴掌印兒，反映了隔代人對飲水截然不同的態度。在《被馬“吻”掉耳朵的主人》中，幫主人馱運建材產品的馬由于口渴難耐，在對主人兩次“吻”耳提醒無效的情況下，干脆一口咬掉了主人的耳朵。通過人畜之間的道德博弈，表現了山區農民修建飲水工程的艱難與辛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既新鮮又悲愴的當代民間傳奇。在這些故事里，我們時刻能發現新農村建設、脫貧致富、鄉村變遷、干旱、水污染、輟學、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家庭變故等社會矛盾的起降沉浮。很顯然，每一個不同的故事主題，都力求與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相呼應，這是作品最值得稱道的亮點，對當下紀實文學如何才能以點帶面地進入社會經緯，有著很好的啟迪和示范作用。

　　社會學思維的參與，使《在水一方》充滿了強大的生命力。從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中國農村社會發展中的進步、陣痛、無奈在“一方”百姓生活中的深刻烙印，聽到歷史變遷中現代農民對政治、經濟、文化的理解與渴望，觸摸到農民、家庭、村莊、鄉鎮的整體脈動。秦嶺在后記中說：“為了讓紀實不致于枯燥乏味兒，我必須要讓歷史與現實呼應，讓政論與故事聯姻，讓呈現與對話攜手，讓觀察與詮釋對接。歸根到底是讓故事來說話，讓故事中的老百姓代言。”這一高標準的追求，在作品中隨處都有呈現，如在與作家陳忠實、央視主持人朱軍的對話中，秦嶺的設問看似游離在飲水安全工程之外，實則牢牢把握了飲水安全與整個社會的關系，同時也在“逼”對方講故事，這是秦嶺作為小說家的狡黠與智慧，作品的可讀、可思、可品由此而生。

　　作為我國第一部關注農村飲水安全的佳作，《在水一方》的故事因為負載了社會思考而先聲奪人。故事也是小說的靈魂，必然成為秦嶺在小說領域的豐足養料，這也是我們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