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叢林中，中國古老的節日文化異彩紛呈。從縱向來說，每個月份都有節日，甚至在同一月份內就有幾個節日；從橫向來說，中國大地容納了56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節日文化。各民族的節日文化既互相傳播互相影響，又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保持了其獨有的色彩。中國節日文化的數量、內涵及繁復程度構成了其博大精深的特色，這是一份寶貴的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邢 莉

　　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學位點學科帶頭人。主要著作有《游牧文化》《草原文化》《草原牧俗》《游牧中國》《觀音信仰》《天神之謎》等。主編《中國女性民俗文化》，參寫馬學良等主編的第一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

　　參加聯合國自然保護組織委托中國科學院國家委員會完成的《對世界自然遺產九寨溝景區的文化考察》項目，向聯合國自然保護組織遞交了考察咨詢。承擔國家民委對中國少數民族宗教考察內蒙古地區項目負責人，合作撰寫了調查報告。現在為國家教委985工程《中國少數民族的重大節日的調查與研究》項目主持人。

　　一 中國少數民族節日：知識的源泉

　　我們研究節日民俗的時候，要把節日的研究置于民俗知識空間，這樣才可解讀符號背后的意義。

春節時福建“姑田大龍”游龍表演 王世民 攝

　　人的發展和各個族群的發展都要靠知識的積累。而中國少數民族節日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民眾知識體系。首先在節日時間的選擇上包容著各個族群的歷法知識。節日是一個特殊的日子。節日的本質屬性之一是它的時間屬性：“時間標志法取決于不同的工作條件及其與自然節奏的關系。”在這里，節日民俗時間不僅是自然時間，它更明顯的意義是其文化意義與社會意義。

　　少數民族節期的確定是其歷法知識的總結。探究節日的起源與節氣有關，但是節氣并不等于節日。節氣是反映我國物候的變化、氣候的特點、時令順序與農事的標志。而節日則包含著一定的風俗活動和某種紀念意義，是一種民俗文化現象。有的民族沿襲漢族的歷法，也有的少數民族各自擁有自己的歷法。火把節的時間，各地一般都定在每年的農歷六月二十四日，對此，涼山彝族有關火把節的古諺語說：“豬月朔九夜，日子不用選”，意為每年的豬月也就是農歷六月，朔九夜就是十五后的第九個晚上。彝族算日子一般是以十二生肖（屬相）來推算，即一個月的第一天以鼠日為首以此類推，這一套記日方法與初一至三十記夜方法是配套的，如初一是鼠，那三十的一天為蛇，所以一個月不管月大月小皆為三十天，上個月的月尾一天為蛇的話，下個月的初一應為馬，以此類推下去。

　　歲時節日的節期選擇是根據自然界的征候，人們根據自然界的征候而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所以節期的選定不僅僅包括天文歷法知識，還包括其生產經驗，特別是農業生產的經驗。在歷史傳說中，彝族火把節的起源與驅逐蟲害有關。這正是蕎麥要熟未熟的季節。許實《祿勸縣志》風土志：“六月二十四日為火把節，亦為星回節，夷人以此為度歲之日，猶漢人之春宴相聚也。兒童執火把，屑松枝雜煤燎之，火焰滿身，謂之送福。……男女齊會，四面繞坐，膾豕肉，飲酒，歌舞雜沓，以趨盛節。”人對氣候的觀察相應選擇了節日時間，節日的日期與農耕文化存在著直接的聯系。牧業的收獲時間與農業的時間不同，雖然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但是其時間也是夏末秋初，牲畜長膘的季節，這是蒙古族的那達慕確認的大致時間。“節日及其習俗是幾千年文化累積的結果，民眾習慣用它們來表現自己心中的價值，走過有意義的人生歷程。這種價值與文化形式契合是很難被改變的。”

　　節日時間的確立包含農耕知識和牧業的知識體系。節日的產生與自然生態環境以及生產方式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每個民族都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生態環境中，特殊的生態環境決定人們特殊的生計方式。生態環境不同、生計方式不同，所形成的節日也因而不同。例如，以牧業為主要生計方式的蒙古族、藏族形成了興畜節、牧羊節、馬駒節、馬奶節等生產節日，從事牧業長期在馬背上生活的哈薩克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形成了多彩多姿的賽馬節。而從事稻作文化的侗族、苗族、白族、么佬族、納西族等民族形成了嘗新節等。這些節期的選擇和節日活動中民俗文化的象征符號，是民眾在社會生活中認知時間感的過程，而農業勞動和牧業勞動又起到對其傳承的作用。在這里節日時間是一種社會勞動節奏的秩序，個人行為實際上也是一種民眾集體行為與自然協同，一方面表現為民眾的生產行為受其制約，另一方面，也表示在特定的生態環境和文化場合中，社會的生產得以實現，人類的生存得以保證。節日時間的確立，為農業生產和牧業生產提供了認知和行動方便的系統。時間的象征是一種“類科學”的認知。

　　少數民族節日為我們提供了生態知識體系。工業化的實現是以機械世界觀為指導的。現代生態學的理論要求建立生態學的世界觀。其要旨是：“人類的價值和意義包含在自然整體的組織進化的過程中。”“人類的肉體組織和精神結構都是在與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形成的。人類的健康生存和持續發展都有賴于對自然的有機整體的維護以及與自然和平共處。”用現代生態學的理論反觀少數民族的民間節日，少數民族民間節日時間的選擇，少數民族節日的各項儀式的展演都是把人納入了自然的整體之中。人將作為自然界的內在參與者促進自然的創造性進化。例如，敖包祭祀存在著諸種禁忌：不許破壞敖包周圍的自然環境，包括不許挖土，污染水源；不許在敖包周圍拋灑污物；不許大聲喧嘩，說不敬的詞語等。祭祀敖包也存在著一系列行為規范，包括擺放供品和拜祭等行為方式。

　　可見人類的生命的價值不僅體現在社會之中，也處于同自然整體進化的關系之中。這些民間生態保護知識不僅保護了人類的生態環境，而且為現代生態保護提供了啟示。

　　中國少數民族節日還為我們提供了宗教知識的體系。宗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還是一種完整的知識體系。宗教的經典其中所包含的教理教義是經過其創造者和信仰者在歷史長河的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完備的知識系統。我國有11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都有過古爾邦節的習俗。在對喀什古爾邦節俗的調查中，我們觀察到明代建筑的尕提爾清真寺前積聚了6萬人，這是一個盛大的公眾場合，人們共同遵循著伊斯蘭節日的規范，用同樣的肢體語言表示對真主的尊敬和朝拜。伊斯蘭教擁有特定的神職人員、組織體系、規章制度，而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民眾則通過過節日時的肢體語言和口頭語言表示對宗教基本的思想信念和教義學說的認可。節日具有公共性。我們看到古爾邦節是維吾爾族共同的社會心理、生活感情的表達，也是對伊斯蘭教的知識體系的認知和傳播。我們研究節日民俗的時候，要把節日的研究置于民俗知識空間，這樣才可解讀符號背后的意義。

　　少數民族節日還包括少數民族的哲學觀。蒙古族的敖包是由樹枝和石頭組成的。“敖包祭壇上的土石與木和其對天與地的崇拜形成對應的關系。在蒙古族的民間信仰里，對天的崇拜與對地的崇拜聯系在一起，他們稱天神為‘父天’或‘天父’，稱地神為‘地母’，天父與地母具有雙重性的關系。至于彝族為什么要選擇二十四日即朔九夜過火把節,可能與彝族人的哲學觀念有關。彝族的哲學認為一是天數，二是地數，即奇數為陽，偶數為陰，九又為奇數即陽數之極，九九歸一。所以“九”表示男性之數。而火把節之后，太陽就從北南歸，此后的氣溫開始下降，由陽轉陰，故火把節也叫“星回節”。在這里我們發現了民間的兩儀對應的思維，天與地、奇與偶等對應關系即對立統一的哲學觀早就蟄伏在民間知識系統之中。不過其敘事的方式與哲學家文本的敘事方式不同，民間敘事的特征是通過民眾制作的物化形式和肢體語言做哲學觀的表述。

　　節日是展示民間知識的體系，是民間知識的儲藏庫。

　　二 中國少數民族節日：人文精神的源泉

　　我們既看到各民族節日鮮明的文化內涵和文化特色，又看到中華民族各民族節日所凝聚的總體特色和民族精神，每個民族的每個節日，將其獨特色彩匯入到中華民族整體精神的長河中。

　　民族傳統節日以特定族群內在的時間意識確認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且它還是人們的生活得以依托的“社會的和精神的日歷”。少數民族節日往往為人們提供共同遵循的社會觀念和行為模式，是透視傳統社會的一面多棱鏡。在傳統社會中，傳統節日的內容不僅僅是民眾的狂歡，在節日民俗中，我們看到在豐富多彩的節日狂歡背后的祈愿。

　　其一，祈年的文化因子。節日是在特定的文化時間和文化場域舉行的公共活動。各民族的節日時間的選擇都是他們對應本民族的天文歷法而決定農事活動的生活節奏。在《說文解字》中對年的最初解釋是“谷熟也”。《谷梁傳》記載：“五谷皆熟為有年，五谷皆大熟為大有年。”“有年”指的是農業豐收。云南小涼山的彝族稱火把節為“年”，當地民眾過火把節稱為“過年”，可見火把節是與其農事相對應的節日。湘西苗族四月八有接龍的習俗，接龍就是為了求得雨水，求得豐收。

　　其二，求婚求育的文化因子。在生物鏈上，人類是最優化的物種，要保持人種的繁衍，結婚和生子是頭等大事。在傳統社會里，由于科技的不發達，人力成為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手段，也是發家致富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條件，有了人，就有財，人愈多，財愈大。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渴望得到子嗣的愿望也往往通過節日表達出來。苗族有關四月八的傳說豐富多彩，流傳至今，起源于愛情的傳說較為普遍。苗族青年男女之間自由婚戀，踏歌為戲。據《皇清職貢圖》卷八記載：“花苗本西南夷，亦苗之一種。向無土司，自明時隸之貴陽、大定、遵義等府。民苗雜居，與編戶一體輸糧……俗以六月為歲首，每歲孟春，擇平地為月場，男吹蘆笙，女搖鈴，盤旋歌舞，謂之跳月。相悅則相處，生子乃歸夫家……”至今在湘西山江鎮的苗族還有對歌婚愛的習俗。

　　其三，祈求摒棄一切災禍、獲得福祉的文化因子。節日是在特定的文化時間和文化場域舉行的公共活動，少數民族節日都具有悠久的歷史。這表現在虔誠的儀式、縱情的歌舞、琳瑯滿目的服飾及各種各樣的藝術符號上。民眾的節日活動或儀式中的各種行為建立并展示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整體系統。雖然節日中目不暇接的民俗文化符號具有多重層面具體的象征意義，表明了每個民族的節日文化結構和文化品格，但是我們要尋求的是不同民族的節日文化符號系統存在著的歷久彌新的共通的文化精神。

　　節日體現出和諧的文化精神。傳統的生產活動完全服從歲時的安排，這樣逐漸形成了對自然變化、適應社會生活的歲時節令習俗。歲時節日體現的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的精神。歲時節日活動是人們對歲時感應的象征符號。少數民族的傳統節日對應著一種持續的傳統社會基礎。在傳統社會里，為了維持人與自然的有機組成關系，人們創造了神靈觀念。創造神靈的目的是通過神靈與自然溝通，也就是說，神靈是人類與自然溝通的媒介。少數民族節日體現出的和諧精神還體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在民眾的大型群體活動中，群體傳播具有公共的性質。這里除了時間的公共性、空間的公共性之外，由于儀式被場域、氛圍、規矩所規定，也就附加上了情境符號的特殊意義。正是通過具有狂歡性質的展演，達到了村落內部的和諧與村落之間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在喀什的古爾邦節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和關愛表現在民眾之中的各個層面上，在家庭之間，在親友之間，在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之間。他們約定俗成地形成了在節日期間對窮人施舍的習俗，在節日期間化解各種各樣的矛盾也是古爾邦節的特點。古爾邦節是維吾爾族的文化血脈，它不僅周期性地展示自身的傳統和堅持民族擁有的文化身份，還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且還會把整個社會引向一個比單純追求經濟和物質繁榮更科學、更幸福的理想境界。傳統節日對應著一種持續的傳統社會的基礎，它是維護社會和諧、推動傳統社會前進的動力。在節日習俗和科學現代化之間，節日為民族文化留下自我設想和建構的空間。

　　節日體現出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從遙遠的歷史走到今天靠的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凝結，一個民族和國家要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具有話語權也需要文化精神的張揚。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什么，至今缺乏統一而科學的解說和全民認同。目前學界出現的一些對中華文化精神的表述，雖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基本上是把儒家思想遺產中的“和合”或“中庸”當成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不僅僅通過精英文化、典籍文化表現出來，也通過優質的民俗文化表現出來。歸根結底少數民族節日要顯揚的是一種人文精神。在東烏珠穆沁旗旗慶那達慕大會上，顯示的是著名的“男兒三藝”騎馬、摔跤、射箭。那達慕文化中的“男兒三藝”歸根結底顯示的是一個族群的民族精神。躋身于世界之林的蒙古民族在追求一種壯美，一種陽剛之氣，一種生命的博大與永恒。一方面，那達慕承載著民眾生活制度和行為規范的內涵，是這些內涵上下傳承的基本載體。另一方面，一個特定民族（社群）的民俗文化，體現著民族的性格，因而與那里的民眾有著深深的情感紐結，又凝鑄著它的民族精神。民間節日中到處都洋溢著生生不息的意識，這就是其內涵的內部語義。文化的多元化顯示了各個族群節日文化的特色，但是各個族群節日文化的人文精神已經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整體的民族精神之中。中華民族的文化在差異性中顯示一體，在一體中看到差異，但是在文化內核民族精神的體現上，是美美與共的自強不息。

　　人們把奧林匹克運動定位于這樣幾個詞匯：出類拔萃、參與、奮進、誠信、和平、激勵、友誼、榮譽、尊重、團結、活力。這些詞匯同樣可以概括出少數民族節日的文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是什么？生生不息，拼搏競爭，勇于進取，百折不撓，這其中包括愛國主義。

　　少數民族節日在張揚民族精神的同時表現了各個族群的文化認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十分明確地指出：文化認同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關鍵。個體、群體或團體之所以把某種文化視作自己的遺產加以傳承與保護，最根本的出發點就是它能滿足身份確認的需求。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調查和保護中，我們經常可以感受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其擁有者或傳承者所表述的本體意義。要實現文化認同必須有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是指一定生活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通過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張揚自己民族文化的個性，這正是世界可持續發展所需，可持續發展是多元文化的發展。歷史上，殖民主義者要消滅一個民族或國家，除了用炮火征服外，更有效的是消滅這個民族的文化，特別是民間文化。因為民間文化具有相對的傳承性、鄉土性和自足性，是民族精神的表征。

　　這種累積、繼承并周期性地展示自己民族文化傳統的節日往往負載著豐富多彩的民間傳說。由于民間節日的展演，傳說呈現了活形態，由于傳說的歷久彌新的傳承，節日在民間生活中傳遞。在少數民族的節日傳說里常常承載著一個哲學悲劇母題——生死母題，哈尼族姑娘節起源于姑娘抗拒不合理婚姻而殉身的傳說；“蝴蝶會”起源于一對熟悉的少男少女雙雙化蝶；滿族“年息花節”源于滿族美貌姑娘被火神燒為灰燼后撒在田野上變成了年息花。生與死是人生的必然規律，但是對個體生命意識高漲的心理能量卻使人追求“不死”追求“再生”，這除了表現對生命追求的理想之外，還表現了各族婦女對現實的超脫，蘊含著抗議，顯示了巨大的倫理力量和道德力量，與節日相得益彰的傳說同樣是生生不息文化精神的顯揚。少數民族節日文化所承載的民族精神為東方文化增添了光彩。

　　節日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人是文化的產物。在少數民族的節日生活中，反映的是一種集體意識。節日是特定族群的具有特定文化時間和文化空間的周期性文化行為，其產生依附于特定的歷史傳說。這些傳說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生產和生活，這些傳說又共同傳播著節日。族群是一個共同體，內部成員堅信他們共享的歷史文化，而這種共享的載體并非歷史本身，而是他們擁有的共同記憶。節日與產生它們的傳說構成了一種互詮互構的關系，都是集體意識的表征。

　　民族傳統節日是民族意識、民族個性、民族愛好與審美等深層次的民族文化的載體，是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的無比深刻的歷史記憶，是一個族群在歷史長河中智慧的結晶。周期性的節日增加了一個地域一個族群的內聚力，加強了他們對自己族群的文化認同，增強了自己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奮進的精神。內聚性就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每一個民族節日都在強化每一個民族的凝聚力。節日是族群實現自我認同的標識。中華各民族的節日構成了具有獨特色彩的節日的畫廊，但在共同的地域與共同的政治統一體中，在大傳統的規范和制約中，在歷史流變中，也往往容納和融合其他族群的文化。例如，我國多個民族節日中都有耍龍的習俗，雖然其自成象征體系并有不同的起源，但是又共同組成了中華民族的龍文化。節日文化是一個流動的長河，互相影響、互相交融、互相吸收、各呈其彩。在此我們既看到各民族節日鮮明的文化內涵和文化特色，又看到中華民族各民族節日所凝聚的總體特色和民族精神，每個民族的每個節日，將其獨特色彩匯入到中華民族整體精神的長河中。代代傳承、歷久彌新, 共同熔鑄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創造力。這種無堅不摧的凝聚力不僅可以確立自己民族的文化品格，還實現了各個民族對中華文化的集體認同。

苗族 姊妹節 寧 靜 攝

水族 卯節

京族 唱哈節

彝族 火把節

　　三 民族民間節日：審美創造的源泉

　　在少數民族節日里，我們看到了充沛的生命與其生存環境的協調所展現的美的形式。

藏族 賽馬節 新華社記者 覺 果 攝

　　中國少數民族節日是民眾心智的表述。節日文化的起源與各民族的文化心理有關，對歲時的觀察，對宗教的信仰與禁忌，對生產規律的遵循，對口頭傳說的創造，說到底都是一個民族文化心理的透視和折射，節日文化是民族服飾、民族飲食、民族藝術、民族祭祀集體行為組成的整體象征體系，也是民族文化心理和特有的審美情感的闡釋，所以說民族節日是審美創造的源泉。

　　對美的創造常常被當成藝術家的事業，被封閉在雅文化領域，似乎美與人的直接生存毫不相干。但是當江河被污染、草原大面積沙化、渾濁的空氣遮蔽著天空的時候，我們感悟到另外一個層面：美是生活的一部分，美的存在與生活密切相關，美是支持生命的重要前提。

　　在少數民族節日里，我們看到了充沛的生命與其生存環境的協調所展現的美的形式。比如，在蒙古族的那達慕上摔跤手在藍天白云下摔跤。尤其是土族納頓節的“會手”舞，當鄂家“會手”參加“跳會”要穿戴傳統的服裝，老年會手身穿白色斜襟長衫，手持扇子、刀、劍、鞭、戟、笛子、小型彩旗等器物，在打麥場上，在烈日下，以列隊擺出如“一字長蛇”、“二龍戲珠”等舞姿的時候，他們是以群體的文化記憶在與天地自然對話，他們認為豐收是與自然協調的結果。

　　生態美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和諧性。和諧是生命之間相互支持、互惠共生以及與環境融為一體展現出來的美的特性。通過這種形式，生物與環境之間互相融合，協同合作關系透露出來的神性，煥發出美的光輝。

　　民間的審美制度進入民間的領域，進入日常生活的經驗領域，并且內化為一種主體性的力量，直接參與到日常生活中，直接與日常生活相關聯。只有當我們在意識形態與現實之間感受不到任何對立時，即，在一種意識形態成功地決定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以何種方式體驗現實時，這種意識形態才會真正地“掌握我們”。

　　少數民族節日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整體呈現，它不僅為人們提供了某種共同遵循的社會觀念和行為模式，而且是琳瑯滿目的審美畫廊。民俗節日往往包括各種各樣的民間工藝，尤其是各個民族的民間服飾更呈現出生態美的特色。苗族四月八服飾是其族群審美觀的展演，從頭到腳，展示了全套銀飾。婦女的銀鳳冠上飾有多枝方孔古錢、蓮花紋、梅花點、梅花朵等，其兩端為對稱的蝴蝶和半圓。銀皮上懸有造型生動的二龍搶寶，雙鳳對菊和各種花草。銀皮下端有九只展翅欲飛的鳳凰。銀花銀蝶多組合或散釘于衣褲、圍裙、胸兜上，圖案有八寶、花卉、麒麟、蟲、鳥、龍等。在苗族的銀飾上，我們看到：其一，銀飾所展現的圖案是自然的動物或者植物的紋飾，也就是說，展演的是生態的一部分，是對人所生存環境的折射。其二，民眾佩戴這些圖案的銀飾是對自我生命的和諧狀態以及與普遍的生命關聯和交融的感悟和體認，體現了一個相互推挽相互溝通的生命連續性。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美學理想，強調對天地和諧境界大化生機的參悟，其審美體驗建立在“貴在法真”的基礎上，銀飾所表達的意念是一種自然的、真實的美。早在18世紀末，美學家就指出：“美是形式，我們可以觀照它，同時美又是生命，因為我們可以感知它。總之，美既是我們的狀態，也是我們的作為。”苗族銀飾的植物紋飾、蒙古族摔跤套褲的動物紋飾在民眾看來都是吉祥的，對他們來說，凡是“吉祥”的東西，不管其具體意義如何，其定性都是肯定性的，都是利于人類的。

　　我們處在21世紀，文化正處于這樣的狀況：一方面人類的物質生產力和科技水平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宇宙飛船可以飛向太空，人類可以開掘海底資源；但是另一方面，人類又遇到了與生存息息相關的生存困境。例如人口的增長、空氣的污染、資源的枯竭等等。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人類在尋求發展，人類應如何發展？在此對少數民族節日體現的生態美進行反思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 在全球化語境下保護少數民族傳統節日

　　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文化血脈和思想成果的少數民族民俗節日在發生迅速的裂變，面臨失去傳承的危機。

傣族 潑水節

　　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其概念的核心是全球化的大眾傳媒把整個世界連在一起。全球化打破了各民族的文化封閉狀況，全球化使人們樹立“全球意識”、“世界意識”、“人類意識”，這又是一種文化意識。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人類在反觀其所在傳統的農業和牧業的生產和生活中所創造的文明的全部價值，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經過不斷地探索，現在人們達到了共識：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知識的源泉、人文精神的源泉和審美的源泉，它所包含的哲學理念、道德理念、信仰理念及價值取向并非只是“回憶”，而是鐫刻在人們腦海中的“記憶”。它蟄伏在人類的集體記憶之中。因此，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它不僅屬于某個社區、某個族群、某個國家，還屬于“人類的遺產”。人類文化意識的變遷一方面引起了包括少數民族節日在內的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消失和變遷，另一方面又提升了對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認知。

　　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我們尋求文化多樣化發展的同時，為了社會和諧發展，就要尋找具有普遍認同的群體力量，建構一種核心價值體系。少數民族節日文化存在著公眾普遍奉行的價值觀念和身體力行的行為模式。但是少數民族節日目前狀況如何呢？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語境下，在不少地域和族群中，節日文化的整體象征符號已經不完整，甚至可以說支離破碎，像青海土族三川地區那樣綿延20多個村落，基本保持了節日的“本生態”，保留了土族納頓節的整體文化元素的少數民族節日在迅速減少。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語境下，中國少數民族節日正在急劇轉型，被市場化、商業化。隨著原生態民歌產生的原生土壤的消失，城市大眾化審美趣味的興起，傳統的民歌用爵士樂演唱。在此我們感到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兩者不是對接，而是對立。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語境下，少數民族的傳統節日正在進入旅游領域，變成節日的展演。文化進入了經濟領域，變成了一種“資本“。這樣的展演不可能是“原生態”的整體面貌的展現，具有文化意義的符號會在展演中消失。偽造的民俗旅游景觀在踐踏著民間節日文化的精華。特別是旅游中造就了兩種觀者的產生，一種是旅游的觀眾，一種是為旅游觀眾的表演者，在對于民間節日的打造中，觀者和表演者由于所承擔的角色不同，他們各自產生的審美想像無法進行等同的對話與交流，因此無法造就民間節日中民眾的狂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的多樣性宣言》中指出：“目前世界上文化物品的流通和交換所存在的失衡現象是對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威脅。”隨著經濟的全球一體化，文化的趨同越來越突出，富國強國的文化正在主宰著這個本來文化多樣化的世界，而發展中國家和弱勢民族正在失去文化的話語權。在現代經濟、文化的變遷下，傳統節日已經與產生它的傳統社會相剝離，文化記憶的形式及其在文化機制中所發生的作用，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文化血脈和思想成果的少數民族民俗節日在發生迅速的裂變，面臨失去傳承的危機。我們將要失去的是少數民族節日的人文價值和人文精神。而這樣的人文精神恰恰是我們持續發展、民族復興的基因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

　　文化多樣性作為世界性的國際標準應該激勵各民族之間、各國家之間進行廣泛的交流和對話。

　　少數民族的民俗節日，是世代相傳的一種文化現象，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有相對穩定性。好的習俗以其合理性贏得廣泛的承認，代代相傳，不斷地繼承下來；這種傳承活動的特點正是民俗的傳承性標志。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國人的矚目，在政府的努力下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是在我國現代化的語境中，在世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語境下，其存在著正負兩方面的影響。在這里，我們清晰辨認出了“文化遺產”具有兩個方面：它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維度。也就是說，它在小共同體（家庭）和大共同體（首先是“國家”，然后是世界）中分別扮演的角色，由此向彼依次擴展的痕跡。在這個擴展過程中，從正的方面來說，“文化遺產的普遍性和公共性在增加；從負的方面來說，它的特殊性和私人性在減少。”如何在加強其正面影響的同時克服其負面影響，仍舊有待于我們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