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不僅體現于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而且根植于隱性的思維模式中。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得如此綿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人思考問題的方式和解決問題的路徑，得益于我們這個民族獨特的方法論和辯證法原則。 

　　孤陰不生，獨陽不長 

　　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說：數學是上帝書寫宇宙的文字。在西方，數學向來被視為各類科學的典范，因為數學遵循的是嚴格的因果推理，即從一個給定的前提出發，通過推理論證得出普遍必然的結論。這種思維模式在西方社會一直處于主導地位。正如古希臘哲學家阿基米德的那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整個地球。”

　　與西方的思維模式不同，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思維模式則是矛盾辯證式的。中國文化推崇的也不是數學，而是被稱為“中華第一圖”的陰陽魚太極圖。“一陰一陽之謂道。”“離開陰陽更無道。”在中國文化的思維深處，從來就沒有一個給定的前提或支點，而總是有兩個對立統一的因素彼此關聯，這兩個因素共存共生、相輔相成，彼此之間相互作用，只有在一個整體的結構中才能顯示自身的意義和價值。所以，中國文化更側重一種整體性的思維。

　　“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只有差異性的共存才能構成矛盾。而這種矛盾又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源泉。春秋時期，大臣晏嬰就曾借烹飪之喻向齊景公講解“和”與“同”的辯證關系。景公告訴晏嬰說，只有梁丘據（景公的寵臣）跟他“和”。晏嬰否定了景公的說法：梁丘據一味地諂媚于你，你們之間怎么會有“和”呢？你們之間仍然是“同”而非“和”。景公不明白“和”與“同”的差異，于是向晏嬰請教。晏嬰說，“和”就好比廚師做羹湯，將各種食物、調料進行烹調，這樣就可以“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既互相補充、調節，又保持各種食物的味道，成為一鍋美湯。如果像梁丘據那樣，“君所謂可，臣亦說可。”“君所謂否，臣亦說否。”這只是取消了對立面的“茍同”，是不問是非、遷就錯誤的“混同”，對于認識事物、治理國家有害而無益。

　　正是受這種整體性思維的引導，中華民族向來以和諧為美，以單調為丑；以和合為主流，以分裂為末流。這種和諧是一種寬容，是一種對多元性、差異性的容納。特別是在全球化、國際化的今天，這種“和合觀”越來越顯示出其智慧的魅力。

　　極高明而道中庸 

　　辯證矛盾思維特別注重時間性。既然矛盾雙方之間的辯證運動是在時間中展開的，時間就不是可有可無的，而必須是參與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辯證思維特別看重“時機”，追求“時中”。

　　“時中”一詞最早出現于《周易》“蒙”卦的《彖傳》：“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意思是說，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來行事，是符合“蒙”這個時機的。可見，所謂“時中”，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要“合乎時宜”，二是要“隨時變通”。中而非時，不謂之中。同樣，時而不中，更不謂之中了。

　　《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這么一個故事，說韓國的國君韓昭侯準備修建一個高門，但他的謀士屈宜臼卻奉勸他不要這么做。屈宜臼說：“如果你非要修建這個高門，恐怕你還等不到這個高門修建完，就要死了。為什么呢？因為時機不對。國君在自己家修建一個高一點的門樓，搞得氣派一些，有錯嗎？沒有錯。當年我們國強民富的時候，你如果修建一個高門，肯定沒有問題。可是今天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秦國去年剛剛攻占了我們的宜陽城，我國元氣大傷，你偏偏要在這個時候修建高門，勢必會使百姓離心，將士散德，韓國的敗落就不可避免了。”結果，韓昭侯沒有聽屈宜臼的勸告，而屈宜臼的預言也應驗了，高門還沒有修好，韓昭侯就去世了。

　　當然，這只是一個小故事，但其中蘊含的道理卻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說的那句話：“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意思是說，我所說的時間，不是客觀的時間，而是參與到事情當中來的時間。在合適的時間做一件事情，效果會很好；在不合適的時間做同一件事情，往往會很糟。這正是“舉事而不時，力雖盡而功不成”的道理。

　　正因為此，中國文化對時間非常敏感，強調做任何事情都要相時而動，順勢而行。

　　《中庸》中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宋代學者朱熹在注釋“時中”時也說：“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指，“中庸”，是因“時”而“中”的，并非騎墻、折中，更不是簡單、僵化的“中間地帶”。但是，“時中”又是何其之難！因為它在實踐中很難把握，你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抓住它，然后照本宣科地去實踐。所以，《中庸》中才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說法。當司馬牛向孔子討教什么是“仁”的時候，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讱。”意思是說，要想說出什么是“仁”，無異于在刀刃上行走，太艱難了。但是，認識到這種困難并不是壞事，因為你一旦明白了“時中”的艱難，就會有一種危機感。而這種危機感又會讓你在行為中謹小慎微、如履薄冰，相時順勢，減少犯錯。

　　陰陽不測謂之神 

　　陰陽式的矛盾辯證思維要求擺脫直來直去的固定模式，強調隨機應變，注重踏準矛盾雙方所展開的辯證運動的節奏。中國兵法思想正是這種辯證智慧的集中體現。

　　兵法研究的是戰爭，而戰爭又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博弈式對決，它用流血的方式來強迫失敗者臣服，讓參與方必須在生與死、存與亡之間作出最極端的選擇。在生死存亡面前，一切僵化的經驗都將失效，任何的形而上學都可能會使己方陷入萬劫不復之地。難怪《孫子兵法》開篇就說：“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兩軍對峙，兵戎相見，戰爭的雙方常常并不處于單向制約的因果關系中，而是處于彼此消長，相互轉化的陰陽關系中。因此，高明的將領不會把任何法則當作萬能鑰匙，而總是在當時的局勢和情境中，在敵我雙方所展開的陰陽互動和轉化中，根據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戰略，正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在《三國演義》中，孫權和龐統曾有一段對話。孫權問龐統：“公平生所學，以何為主？”士元回答：“不必拘執，隨機應變。”孫權又問：“公之才學，比公瑾若何？”龐統笑答：“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一個隨機應變，一個拘泥兵法，高下之分已不言而喻。難怪在《三國演義》中，伏龍、鳳雛齊名，而周瑜卻棋差一著。

　　可見，所謂的兵書和兵法，不是今天意義上的使用說明書和操作指南，而僅是引領我們進入辯證智慧的“敲門磚”。如果把知識當成智慧，把兵法看作教科書，把“陰陽不測之謂神”的“神”理解成了無往而不利的規律，就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例如，戰國時期，趙國名將趙奢的兒子趙括，年輕時熟讀兵書，談起兵事來父親也難不倒他。后來他接替廉頗成為趙將，在長平之戰中，只知道照搬兵書，不知變通，貿然進攻，結果被秦軍大敗于長平，給后人留下了“紙上談兵”的笑柄。中國革命戰爭時期，王明能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倒背如流，但在革命實踐中，他卻因生搬硬套而將中國革命引向了歧途。毛澤東卻在實踐中靈活應變，因地制宜，找到了一條挽救中國革命的“突圍”之路。

　　看來，知識可以復制，但智慧卻不能照搬。西施一笑，風情萬種；而東施效顰，則是丑態百出。韓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扭轉敗局；馬謖憑借孤山，逞匹夫之勇，結果是全軍覆沒。佛家講，要放下，就連“放下”的念頭也要放下。兵法何嘗不是如此？同樣要放下，最后連兵法本身也要放下。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