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焰火》，今年年初在柏林國際電影節上摘得最佳影片金熊獎與最佳男演員銀熊獎；《警察日記》，去年在東京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最佳男主角獎。這樣兩部走出國門的中國電影，不約而同地選在3月21日全國上映。本報記者為此對話這兩部電影的導演——刁亦男與寧瀛，聆聽他們對中國電影的感悟與心聲。

——編者

　　刁亦男

　　用電影照見人心里的微光

　　3月19日，記者見到了刁亦男。頎長的身形、黑色條絨襯衫、始終沒有摘下來的墨鏡，這讓他更像一位隱世的觀察者。

　　記者：《白日焰火》準備了8年，劇本寫了3稿，在這樣一部電影里，你最想表達什么？

　　刁亦男：這里面有關于人性、關于社會、關于我內心沖動的展現。我總是喜歡關注失敗的人、沉淪的人、不如意的人，關注他們最后是怎么站起來或者試圖站起來的，我喜歡這樣的一種狀態。我不知道生活中的每個人內心是不是都有脆弱或者陰暗的角落，如果有的話，我想這部電影會讓很多人覺得不孤獨。我覺得社會中大部分人都曾有過理想，但后來可能被磨平了，沉入到生活的濁流中，但是每個人心里也許都有一點微暗的火，永遠都會保留在那里，那是一種溫暖、慰藉。這正是我想傳遞的。

　　記者：影片的最后，男女主人公重燃對生活和愛情的希望。你是怎樣把握和處理藝術和生活之間的關系？

　　刁亦男：作品中很多東西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實現的夢，它讓你尋找到了某種釋放的空間。觀眾也是在這里尋找自己的夢，尋找影片和自己情感的交叉點，或慰藉，或啟發，電影傳遞的無非就是這些東西。

　　這部電影的結尾可能更開放一些，但總的意思我覺得是讓人揪心的、不安的，但是又充滿希望的。生活其實就是這樣，沒有絕對的希望，也沒有完全的絕望，它總是在糾結中給你某種啟迪，或者暗示某種召喚。所以我把現實中不能實現的英雄夢，或者不能在現實中鋪陳的情感和沖動通過電影來完成。它可以是你的另外一次人生，或者另外一次約會，讓你的生活和內心因此活躍起來。

　　記者：表現自我沖動的時候，電影也在跟市場磨合。商業訴求對影片的改變是什么？

　　刁亦男：無非是增加了案件的懸疑性。我們從小都是看好人抓壞蛋的故事長大的，我們也愛聽鬼故事。案件的奇觀性、氣氛的恐怖，都會令觀眾揪心地看下去。愛情的元素也和案件結合在一起，成為重要線索。有了這兩方面，商業元素就非常充足，你只要在寫劇本的過程中把它處理得更自然、更好。

　　記者：商業訴求會干擾到最初的創作意圖嗎？

　　刁亦男：這個電影準備的過程一直是和市場和商業不斷溝通的過程。其實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是可以找到契合點的，只是在我們的電影里比較少，要么是特別商業的、動作的，要么是特別藝術的、實驗的，要么是特別寫實的、批判的，沒有通過想象把現實過濾成一個故事。我老覺得，經過想象的真實才是內心真正對現實的認知，這個真實可能更可信。

　　記者：現在一些電影，雖然在商業上成功，但可能思想藝術含量并不高。你怎樣看待這種現象？

　　刁亦男：我覺得這是一種過程。市場越來越龐大，大家意識到電影作為工業產品可以去盈利了，這是一件好事，會打下一個好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創作才能慢慢改進。我們看了很多在工業化層面非常突出的電影，而隨著市場的擴大，觀眾會細分出對藝術片，或者具有獨立精神的電影的需求。

　　這次《白日焰火》上映，很多人都在關注它，大家一方面很興奮，一方面也捏了一把汗，希望有好的市場成績。我能解讀出這背后的一些潛臺詞，似乎希望它的上映和市場成功能帶來某種平衡，滿足我們對人生、對美的認識。我覺得不用擔心。可樂永遠是飲料界的票房冠軍，鮮榨或者礦泉水都比不過可樂。大眾為什么會喜歡可樂呢？因為它刺激，口味比較重，這似乎就像人性一樣，它總是趨近那些簡單、通俗、很快就可以感受到刺激的東西。這跟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有關系。

　　當然，這不是說我們就不要工業電影，只要陽春白雪。沒有工業電影怎能體現出陽春白雪的價值？反過來，工業電影也會因為有陽春白雪的存在而顯現出獨特魅力。這是相輔相成的。

　　寧瀛

　　時代賜予的感動是復雜的

　　很難想象一部表現英模人物的影片能夠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重要獎項，但寧瀛的《警察日記》卻做到了。從東京國際電影節競賽單元主任矢田部吉彥的評價中不難發現，《警察日記》向國際社會傳遞的不僅僅是中國當代英模人物的事跡，而是整個中國社會今天正在經歷的巨大變遷。

　　記者：作為一部表現英模人物的主旋律影片，《警察日記》能夠在國際上獲得比較重要的電影獎項，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您覺得其中的關鍵在哪里？

　　寧瀛：這可能跟我一貫的創作態度有關，我不喜歡帶著成見去創作。《警察日記》是根據內蒙古鄂爾多斯準格爾旗公安局局長郝萬忠的真實事跡改編的。郝萬忠是英模，但在創作時，我不會受到他身上的光環和已經獲得的榮譽影響。

　　在創作之初，我之所以關注這個人物，是因為他作為人本身的性格的復雜性。在創作的過程中，我也努力讓影片提供一種開放的視角，關于郝萬忠的種種，我不想試圖為他的一生定調，而只是呈現他的豐富性。在影片中我特意設置了記者這個人物，讓他帶著疑問和思考與觀眾一起走近人物，在這過程中，對于每位觀眾來說，能看到什么、看到多少，很大程度上是由自己決定的。

　　記者：具體來說，郝萬忠身上什么東西吸引了你？

　　寧瀛：他是一個非常敬業的人，也是一個很有進取心的人，性格有豐富的層次。比如他對一直不能偵破的“12·9”命案非常執著，我們翻看了他當刑警以來的68本日記，發現每一年他都會重新梳理案情過程，他日記里的一句話讓我渾身血流加速：“幾年來，沒有一天忘記‘12·9’命案，沒有一天忘記案件中死掉的三條人命。”從他第一天當刑警，一直到他去世，13年里，這個專案組始終沒有解散，他不能原諒這種事情的存在。直到他去世前兩周，他又回到案發現場，當時屋子里全是鮮血和蜘蛛網。

　　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12·9”命案固然是他的一個遺憾，而他人生的另一個遺憾卻是對家人的愧疚。這兩種遺憾，我都努力在影片中表現，因為我想把他還原成一個真實的人。

　　記者：東京電影節競賽單元主任矢田部吉彥曾經在評價《警察日記》時說，通過這部電影可以看到一部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對于偏遠地區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您認為，《警察日記》向世界傳遞的中國當代社會是什么樣的？

　　寧瀛：郝萬忠的故事和他性格中的復雜性，折射出當下中國社會的種種復雜性。我的電影總是關注那些個性鮮活的人，有時代痕跡的人。我非常看重真實生活中存在的人和事，只要人和事是真實存在的，我就覺得這里面有可以無限挖掘的可能性。我們生活在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而電影最偉大的意義就在于用影像記錄歷史，我希望找到與時代休戚與共的人物。

　　對于國際電影界來說，我想他們首先是被這個人物打動了，同時他們也看到了一個不帶成見的、比較真實的中國社會。其實國外很多人非常渴望看到中國的現實，但往往他們看到的是兩個極端，要么是我們極力想呈現給他們的，要么是被擠壓在邊緣的、扭曲的、陰暗的，這讓他們感到迷茫，甚至懷疑。當然也會影響到他們對我們的成見。而我試圖去做的，就是通過盡量冷靜客觀的電影語言，讓他們看到一個比較真實的中國社會，獲獎的事實說明他們愿意相信影片里所呈現的事實。

　　記者：有評論認為，《警察日記》傳遞了一種力量，這是一種“相信人”的力量。您怎么理解這種力量？

　　寧瀛：藝術的創作宗旨之一是對人類的潛能的呼喚。對于現實，不能簡單地指責，而要懷著對它的感動去表現。我們的社會在進步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希望用更多的體諒和更大的胸懷去貼近它、理解它，通過電影的呈現讓更多人感受它，喚起對未來的希望。

　　我跟我電影里的人物有很深的認同，不管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因為我始終把自己作為這個時代和社會的一部分來看待，我想這是今天的社會需要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