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國家版權局加強對網站的監管。 CFP

知識產權案件大幅增長

　　“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是件大好事，這對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是個非常重大的決策。”國家知識產權局原局長田力普委員說。

　　“建議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多個知識產權法院，統籌審理專業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李嘉代表說。

　　3月的北京春意盎然，全國兩會期間，關于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話題受到代表委員持續關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這意味著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已經納入了國家議事日程，我國知識產權審判體制迎來了改革的新契機。

　　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強調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

　　記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鄭州等城市都在申請籌建知識產權法院。“經過20多年發展，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時機已經成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郭禾表示。

　　知識產權審判體制已不適應現實需要

　　一個問題是裁判標準不統一，另一個問題是地方保護

　　我國的知識產權審判事業與知識產權產業同步發展。1993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知識產權審判庭。隨后，各中級人民法院都設立了知識產權庭。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法院的知識產權庭共計420個，從事知識產權審判的法官2700多人。

　　2009年，我國商標注冊申請量、審查量和有效注冊商標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第一商標大國；2011年，我國受理的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三種專利數量達163萬多件，成為專利申請第一大國。

　　知識產權產業飛速發展，矛盾糾紛也成倍增長。最高法院數據顯示，2009年至2013年，全國地方法院審結的知識產權一審民事案件從3萬多件增長到近9萬件；行政案件從近2000件增長到近3000件，刑事案件則從3000多件增長到9000多件。

　　知識產權案件的特點是與技術結合緊密。“比如審理專利行政案件，傳統技術領域的不斷擴展和新技術領域的不斷出現，要求法官不但要懂法而且還要懂技術，對于各類專業知識的儲備必須不斷更新。這對每個知識產權法官都提出了較高要求。”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二庭法官姜穎說。

　　互聯網的興起，也使局面變得復雜。今年兩會，波司登集團董事長高德康代表直斥“網上假貨橫行，侵犯他人商標權、著作權的行為大量存在”。他希望國家加大對網上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

　　知識產權案件主要涉及商標權、專利權和著作權，根據案件性質，分別在民事審判庭、行政審判庭和刑事審判庭審理。這種審判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現實需要。

　　一個弊端是，法院內部對同一個事實的認定尺度可能不一致。以商業秘密案件為例，姜穎說，刑事審判對商業秘密的認定標準往往比民事審判低。在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則下，很可能出現被告人先是因侵犯商業秘密被判刑，而后來的民事審判又不認定侵權商業秘密。

　　姜穎承認：“知識產權案件跨越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個領域，本身審理難度大，三審分立很容易帶來法官認識不統一。”

　　當前知識產權案件的民事管轄、行政管轄和刑事管轄比較混亂，的確存在相互沖突的情況。

　　知識產權審判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地方保護。“同樣一個仿冒行為，在這個省起訴可能被認定為侵權，在另一個省說不定就不認定侵權。這就是地方保護。”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會長楊梧代表稱。

　　李嘉代表也說：“一些地方從維護當地利益的狹隘角度出發，對本地存在的侵權仿冒置之不理。對外地來辦案的公安人員、法官不僅不配合，甚至故意設置障礙。跨區域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時有發生，但承擔的法律責任卻不相同，損害了司法權威。”

　　“三合一”試點的啟示

　　“三合一”試點再往下走，只有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才能解決問題

　　在法院系統內，知識產權審判存在的問題早已引起注意，改革探索一直在進行。

　　1996年，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探索進行知識產權“三合一”綜合審判，由一個審判庭統一審理轄區范圍內的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

　　2008年，我國發布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從戰略高度提出了研究設置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知識產權專門法庭。在這個戰略要求下，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試點逐步鋪開。

　　一年后，最高法院對“三合一”問題進行專題調研，并批復同意了多個法院開展“三合一”試點。截至目前，我國有6個高級法院、74個中級人民法院和80個基層法院都實行了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試點。

　　姜穎所在的北京一中院知識產權二庭就是試點的產物。這個審判庭成立于2013年底，與知識產權一庭一起，集中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其中，一庭主要辦理商標權案件，二庭主要辦理著作權和專利權案件。這兩個審判庭都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構成了“大知產”審判格局。

　　“我們覺得，這樣一種格局能夠有效保障知識產權審判專業力量的集中和再分配，能夠提升工作效率，避免過去三審分立造成的同一事實認識不統一甚至判決矛盾的問題。”北京一中院副院長陳銳說。

　　在觀察人士看來，“三合一”試點能夠統一裁判標準，避免裁判沖突。但要化解知識產權審判的地方保護，還需要更寬廣的思路。

　　“‘三合一’試點再往下走，只有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才能解決問題。”在2012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內司委原委員戴玉忠如是說。

　　“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議題，國內學界很早就提過。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部署，表明了中央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態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部部長呂薇代表說，“中國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已經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甚至超過部分高收入國家。企業創新能力逐步提高，保護知識產權的內在動力越來越足，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確有需要。”

　　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改革的推動者之一、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孫海龍強調，創新的競爭實質上是創新能力的競爭，以及創新成果運用和保護的競爭。而這些都與知識產權審判息息相關。“目前，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改革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果，‘三合一’審判庭可以說是知識產權法院的雛形。”孫海龍說。

　　夢想將成現實

　　分若干個大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比較符合國情

　　記者了解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就有過要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的設想，當時由于條件不成熟，并未啟動。

　　2008發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除了提出設立知識產權專門法庭，還第一次提出研究適當集中專利等技術性較強案件的審理管轄權問題，探索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到了2013年，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知識產權法院將從夢想走向現實。

　　在改革依據上，設立知識產權法院于法有據。我國憲法第124條規定，國家設立最高法院、地方各級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法院。法院組織法第2條規定，國家審判權由地方各級法院、軍事法院等專門法院、最高法院行使。

　　事實上，除了軍事法院，目前我國還有海事法院、鐵路法院、森林法院等專門法院。這些專門法院的設立和運行，對知識產權法院無疑具有借鑒意義。

　　在審判人才和能力儲備上，郭禾認為：“經過20多年發展，我國法院現在的知識產權審判隊伍、能力與20年前完全不同，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時機已經成熟。”

　　記者獲悉，目前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鄭州等城市都準備申請籌建知識產權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慕平代表在今年1月的北京兩會上透露，將研究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的可行性，就知識產權法院的管轄范圍、機構設置等問題提出調研建議。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謝商華委員今年提交的建議，則是希望在成都建立跨省級行政區的知識產權法院，“因為四川省內資本、技術、信息與人才向成都集中，同時成都地區也與西部經濟體有密切聯系”。

　　“知識產權法院不能遍地開花，應選擇基礎較好、案件較多的地方，如上海、北京等城市先行先試。”呂薇代表說，“業內公認，京滬的知識產權審判水平在國內領先，也集聚了一批專業人才。”

　　“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差異較大，建議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多個知識產權法院。如在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西南地區等依據各案件數據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統籌審理專業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這是李嘉代表的意見。

　　李嘉代表的設想得到了孫海龍的贊同。他也認為，分若干個大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在人力、物力上都可行，也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相一致，比較符合國情。“總之，知識產權法院越早建立越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推動技術創新。”（本報記者 王逸吟 殷泓 本報通訊員 常鳴）

　　知識產權審判的四種模式

　　總體來看，國際上對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主要有以下四種模式。

　　一是知識產權審判庭模式，澳大利亞、加拿大、意大利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采用此種模式，此種模式是在普通法院中設置知識產權法庭或者分部，專門負責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

　　二是商業法院模式。奧地利、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等國家采用此種模式，該模式是由商業法院對知識產權案件進行專門審理。

　　三是知識產權法院模式，韓國、泰國、土耳其和英國等國家采用此模式，該模式是由知識產權專門法院獨立處理知識產權案件。

　　四是知識產權上訴法院模式，這種模式又有“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之分。德國聯邦專利法院主要職能是對相關工業產權是否應當受到登記保護或者是否應當取消登記保護作出判斷，它無權受理工業產權案件（除著作權糾紛案件以外，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一審案件由各個州法院負責）。在日本，對于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權、集成電路使用權和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的一審訴訟，由東京和大阪這兩個地方法院管轄。除發明專利案件專屬管轄外，當事人可以自愿選擇上述兩個地方法院。東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負責上述案件的二審，日本最高法院管轄三審。針對日本特許廳有關商標或者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外觀設計的授權或者無效宣告行為的訴訟，由東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專屬管轄，二審法院是最高法院（此類案件二審終審）。（本報記者殷泓整理）

　　專家視點

　　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思考

　　楊延超

　　近些年來，中國社會各界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斷提高，相關知識產權案件急劇增加。隨著知識產權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斷增加以及中國保護水平的不斷提高，知識產權案件的數量還將繼續呈現大幅增長的態勢。一方面，知識產權案件數量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知識產權案件又極具專業性，有必要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對相關案件進行集中審理。當前，探索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時機已經成熟。

　　為了有效應對知識產權案件數量急劇增加、管轄混亂等問題，中國法院系統進行了大膽嘗試和改革，比如積極推動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三合一”試點工作，適當增加管轄知識產權案件的基層法院數量，鼓勵基層法院對普通知識產權一審案件實行跨區域管轄等。

　　知識產權審判方面的大膽嘗試和改革，對于提高知識產權的審判水平有重要意義，但要真正推動知識產權審判走向專業、高效，還有賴于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現有的“三合一”的審判機制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識產權審判效率，但作為審判主體的依舊是普通法院內部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它與法院內部的其他審判庭，如民事審判庭、刑事審判庭、行政審判庭等處于同等地位。知識產權案件的特殊性又決定了在領導配備、管轄設置、案件管理、法官選拔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涉及上述工作時，普通法院難以有效顧及知識產權審判庭的上述各種特殊要求，這就決定了現有改革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知識產權審判所面臨的種種難題。

　　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逐步提高，隨著知識產權在經濟轉型升級中作用越來越重要，隨著科技發展引發的知識產權問題越來越多，知識產權案件量還將逐年大幅提升，知識產權案件中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將越發專業化，對知識產權法官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而這一切都將催生中國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國知識產權案件數量依據各地經濟發展情況呈現極度不平衡的狀態，像北京、上海、廣東、江浙等經濟發達地區知識產權案件占到全國50%以上，而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知識產權案件數量遠低于上述發達地區。因此，應當在知識產權案件統計數據的基礎上決定知識產權法院的布局。可以考慮在北京設立一個知識產權高等法院，作為知識產權案件的最高審判機構，負責指導全國知識產權案件的審判工作。同時在全國范圍內按區域位置及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水平來設置若干所知識產權上訴法院。

　　關于知識產權法院內部機構設置，應符合我國現行法律要求，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統籌安排。參考我國現行法院內部建構以及我國主要訴訟程序的規定，知識產權法院內部可以設置知識產權案件立案庭、知識產權民事審判庭、知識產權刑事審判庭、知識產權行政審判庭和知識產權審判監督庭等職能部門。知識產權立案庭負責知識產權案件受理工作。知識產權民事審判庭、刑事審判庭、行政審判庭分別負責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審判工作，其中民事審判庭又可以劃分出不同組合來專門審理專利、商標、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等案件。知識產權審判監督庭負責對已生效的知識產權案件進行監督，必要時啟動審判監督程序。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