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國家對改革的認識更深刻、策略更完備、決心更大、效果更明顯，這個國家就將在未來全球經濟新發展中搶占先機

　　2007年初肇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短期內席卷了全球。七年已過，我們總的估量是：危機遠未逝去，只是進入新階段。

　　得此論斷的根據，是釀成危機的基本因素并未消失。其中，過度消費、過度福利和過度負債為主要表現的發展方式扭曲，服務業過度發展、產業空心化的結構扭曲，金融體系過度杠桿化以及對實體經濟的疏遠化，乃至政府赤字率和債務率長期居高不下等，尚未有顯著改善。而各國在反危機中采取的超常規政策，雖阻止了危機惡化，卻為復蘇增添了障礙，如巨量貨幣供應導致的“洪水泛濫”，政府債臺高筑的“財政懸崖”，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都成為阻礙恢復的新因素。

　　危機以來，一度曾出現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增速拉開且互不關聯的“雙速脫鉤”現象。不過，2013年也冰冷地提醒世人，這只是危機中的一個階段性現象。新興經濟體最初幾年的迅速增長，得益于發達經濟體寬松政策導致的大量資本外流。但由于國內經濟結構未得有效調整，一旦熱錢退出，就會出現資本回流導致股市狂瀉、匯率急貶、增速下滑等情況。大部分新興經濟體仍未根本擺脫儲蓄與外匯雙缺口的“錢納里符咒”。

　　發達經濟體自顧不暇，新興經濟體深陷傳統困境，使得當今世界出現了治理真空，這也是危機仍在繼續的明證之一。幾年來，我們見證了二戰后的全球治理體系“一頂頂皇冠落地”。世界銀行、世貿組織、世界能源署等傳統機構，既不能有效應對傳統挑戰，更無法適時應變。另一方面，危機中產生的新的治理機制，如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雖然一度風光無限，但在局面稍緩之后，被各種狹隘利益擠壓，發展勢頭難再。

　　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中國也不例外。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便已進入“結構性減速”通道。適度降低速度是中國經濟的主動選擇也是正確選擇，但在這一過程中，也有一些新的挑戰。

　　其一，盡管7.5%左右的增長速度令世人艷羨，但如何將增長速度控制在合理區間，同時促進結構優化和發展方式轉變，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與定力。

　　其二，當城鎮化戰略在城鄉一體化大框架下重新設置、全國房地產登記系統將于6月啟動時，城市發展顯出清晰層次差別，房地產市場將出現新局面，其潛在風險不容忽視。

　　其三，產能過剩嚴重存在，未來如何選擇投資領域、投資方式和投資主體，將很關鍵。

　　其四，相比發達國家的寬貨幣、低利率、緊信用的組合，中國金融業目前呈現的寬貨幣、高利率、貸款難、貸款貴的組合，加之金融機構自我服務傾向明顯，考驗著金融業能否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的正能量。

　　其五，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上看不存在大問題，但局部有隱患。尤其是，增長速度下滑、城鎮化戰略轉型、房地產市場調整，都可能壓縮地方政府的還債空間，使部分債務趨于惡化。

　　預防和改變上述隱憂的治本之策，就是對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戰略性調整，對高度扭曲的經濟結構進行根本性改革。應當說，改革是當今世界的主旋律，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必須采取的戰略。哪個國家對改革的認識更深刻、策略更完備、決心更大、效果更明顯，這個國家就將在未來全球經濟新發展中搶占先機。

　　我們高興地看到，在新的經濟大潮中，中國再次成了最勇敢的弄潮兒。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