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8日，浙江省三門縣浙江啟明博物館開館。據稱，這是浙江目前所有民辦博物館中，建筑物體量最大、藏品最多的一家，該館的建成開放打破了三門縣民辦博物館零的紀錄。

　　為了解民辦博物館的生存狀況，記者于1月進行了調研。民辦博物館被譽為“來自民間的文化盛宴”，但建館容易維持難。浙江的民辦博物館總數在全國位列榜首，然而其發展過程仍困難重重，步履維艱。

市民在欣賞浙江民間典藏品大展。 CFP

　　民辦博物館崛起 

　　改革開放后，文物管理政策開始“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文保工作”，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民間收藏迅速興起。杭州世界錢幣博物館館長儲建國三代收藏錢幣，他很希望建一家博物館，將收藏的錢幣展出。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民辦博物館還很罕見，儲建國便開始籌建博物館。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營照相機商店的高繼生也開始搞相機收藏。1993年，他的照相機博物館宣告成立。

　　據浙江省文物局2012年統計，全省共有民辦博物館92座，占全省博物館總數的36.5％，投資主體主要包括個人和民營企業兩大類，所涉及的多是國有博物館未關注的領域。

　　作家王宏甲在考察浙江省慈溪市后撰文披露：2003年，慈溪的工業生產總值超過俄羅斯圣彼得堡，可文化建設卻不及其百分之一。當時慈溪的博物館只有一座，并且還沒有觀眾。令人欣慰的是，經過10年發展，慈溪市通過2012年度年檢的民辦博物館已有16家，位居全省縣級市第一。

　　盡管如此，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博物館的發展還尚待提高，這也包括民辦博物館。據統計，截至2012年年底，全國登記注冊的民辦博物館僅占全國博物館總數的15%，而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比例可達60%。

　　步履蹣跚的發展之路 

　　高繼生清晰地記得博物館開館的日子：1993年5月18日。盡管此前親人朋友都反對，可他依然堅持。建館后，高繼生就常年值守館中，20多年來，已經為近4萬臺相機提供免費鑒定。無收入不說，場館每年日常運營費需10萬元。由于每臺相機都是孤品，一旦某個零件損壞，修理費高達數千元甚至上萬元。高繼生把賺來的錢都砸進去，還是無法維持時，只能割愛賣掉一些型號重復的相機。

　　建館容易運轉難。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資金短缺幾乎成了民辦博物館發展后勁不足的直接原因。龍游縣古生物化石博物館幾年前就是因場地和資金問題停辦，這樣的例子不少。

　　更有一些民辦博物館借建館之名圈地建房，最終把小部分場地進行藏品展示，大部分場地用于和文物無關的經營性開發。而由于缺乏資金投入和專業人員，一些博物館的安全設施、服務配套設施欠缺，開放時間隨意更改，制定的章程如一紙空文。

　　“保護文化遺產僅靠國家力量遠遠不夠，民辦博物館方式靈活，為國家收集和保護了一大批散落在民間的文物。雖然在發展中出現了一些亂象，但我認為，大部分博物館的出發點是好的，不能因為亂象而一味排斥。對民辦博物館，第一要扶持，第二要規范。”浙江省文物局一負責人說。

　　據介紹，幾年前浙江就啟動國有博物館對口幫扶民辦博物館試點工作，針對藏品保護、陳列展覽、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等業務活動實施“一對一”的幫扶；對免費開放、管理規范、運行有序和社會效益較好的民辦博物館給予支持，2010年撥款460萬元，2012年再次補助233萬元。

　　尷尬的“身份之痛” 

　　民辦博物館要不要扶持？人們有不同的認識。大部分人認為，民辦博物館是私人的，由國家補助，其實是把納稅人的錢給了私人。對此，民辦博物館館長朱炳仁認為，博物館成立后，藏品由原來的私人財產變為法人財產，還需退出流通領域，又因參觀免費無法收益。民辦博物館和公立博物館的文化服務性質相同，為何不能補助？

　　浙江省文物局一位負責人認為，民辦博物館既然承擔了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職能，政府就應當給予適當補助。早在2003年浙江省政府就出臺了專項意見，明確提出要“對民辦博物館，在規劃建設、土地征用、規費減免、從業人員職稱評定等方面與國有博物館一視同仁”。

　　接受采訪的博物館館長幾乎都坦言，盡管這條意見出臺已有10年，但許多條款仍未真正落實。國家七部委2010年聯合印發的《關于促進民辦博物館發展的意見》提出民間博物館與公立博物館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至今未見具體的操作方案，這份文件也因此被戲稱為“一直沒有化為甘露的春風”。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政府對民辦博物館的扶持即使有，數量也很少。高繼生告訴記者，2013年他才拿到了政府的第一筆扶持資金30萬元，這筆錢雖數量少，但他還是感到欣慰。

　　為何國家和省里頻頻出臺意見卻始終難以落實？朱炳仁說，民間博物館成立之初，就沒有一個身份界定標準，導致在創辦和運營中，經常遇到政策法規瓶頸，這是嚴重制約民間博物館發展的主因。

　　據了解，當前民辦博物館與國有博物館同屬“文化類非企業”“非營利性社會機構”，但是國有博物館與行政部門的隸屬關系明確，而民辦博物館則屬“民辦非企業單位”或“民間社團”，只是接受行政部門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沒有明確的國家財政資金扶持渠道。

　　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一次專題調研顯示，由于我國民辦博物館的法律地位和內涵界定至今尚未明確，至今尚無一部系統針對民辦博物館的法律法規。加上民政部門與文物部門管理體制間不暢通，給民辦博物館在文物藏品的來源、所有權、支配權及管理等諸方面帶來障礙。此外，有關部門對民辦博物館的設立和發展規定了許多不合理的限定條件。目前浙江民辦博物館中，真正屬于文博系統的不及十分之一。

　　一位民辦博物館館長說，由于無法享受各級財政撥款，民辦博物館的資金來源只能自己投入，資金籌措的渠道相對單一。而定性為“非盈利”的民辦博物館自身普遍缺乏“造血”功能，一旦資金發生困難，就會影響到生存。

　　浙江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主任嚴建強教授說：“在許多國家，私人收藏一旦轉化為博物館后，就要受博物館相關制度與條例的約束。藏品也相應轉化為博物館所有，如果博物館辦不下去，藏品不能簡單回歸私人，而應保持公共的屬性。有這樣的制度，有關國有資產流失的擔憂也就不存在了。”

　　夾縫之中如何成長？ 

　　一些地方文物部門坦言，由于目前國家還沒有一部博物館法，也沒有統一的行業管理規范，各地對民辦博物館的管理各不相同，有些甚至無人管理。專家表示，要使民辦博物館脫離困境，根本在立法，必須從法律上明確民辦博物館與公立博物館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鑒于其非營利性，應當把民辦博物館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范疇。政府有責任提供制度保障來有效改善和優化民辦博物館的發展環境。”浙江工業大學文化與法制研究中心主任石東坡教授說。

　　針對民辦博物館普遍缺乏場館的問題，朱炳仁建議可采用“民辦公助、公建民營”等形式，積極探索在人口相對密集、基礎設施集中、交通便利的地方和風景旅游景點，由政府劃地統一建館或改造閑置舊房低價租賃等方式解決。

　　一些專家告訴記者，扶持民辦博物館，不應只是政府一次性輸血，更要讓其能夠“自我造血”，在保持公益性的基礎上，允許它們走以業促館、多業發展的市場運營之路，應允許其對館藏文物進行仿制、復制、拓印等相關產品的開發。“或許有人會擔心商業化、逐利化，我認為大可不必。可借鑒德國文化市場監管中的混合規制方式，保障和促進民辦博物館健康發展。”石東坡說。

　　嚴建強認為，解決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思考，其一是民辦博物館應更加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展出方式也應更生動有趣，觀眾受益越多，社會反響就會越強烈，來自政府和社會的支持自然會越多；另一方面，國家應為私人的公益事業制定相關的支持性措施，對國外的基金會、理事會制度，也可實驗，以便找出一條讓民營博物館更好發展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