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柳青年畫師傅在畫年畫。資料照片 

楊柳青代表性年畫：蓮年有馀。資料照片

　　娃娃豐腴，鯉魚肥碩——一張“蓮年有馀”已經有了飽滿的墨線。兩個年輕人端著小瓷鐘、坐著木板凳，慢慢地暈染著娃娃的臉頰。

　　上午的光線正適合上粉著墨，年已花甲的楊柳青傳人霍慶有在制作中的年畫前踱步。等到年輕人的工作完成，他將一一給畫中的娃娃“點睛”。雖是寸長之地，但卻有眼仁、眼肉、眼青、眼白的復雜區別，需要前后十幾道工序。年輕人說，“這個，必須由霍老師親自完成”。

　　楊柳青年畫在這里傳承了數百年，藝術上開出了繁花勝景，文化上亦培養出了一種對傳統的虔敬。包括這十幾道工序的“點睛”，楊柳青年畫的制作如同一場儀式——版，要杜梨木；紙，是四尺宣；畫，須“貢尖”的品相；勾、刻、印、畫要純手工制作。老手藝人們相信，每一道工序都是再創作，每一筆勾描都是在復活父輩和祖輩記憶。

　　在一個大機器印刷甚至3D打印的時代，楊柳青年畫就這樣保持著一種傳統的倔強。

　　幾度風雨楊柳青 

　　興于明，盛于清——楊柳青創始的確切時間和具體人物已經很難考證。確切的是，這種民間藝術繼承了宋、元繪畫的傳統，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畫、工藝美術、戲劇舞臺的形式，在歷史中獲得了越來越大的韌勁與彈性。經歷了戰亂和盛世、衰敗和復興、王朝更替和政治運動，五百年來野火不盡、春風又生。

　　對于“玉成號”第六代傳人霍慶順、霍慶有兄弟而言，楊柳青年畫半個世紀以來的曲折發展，已經足夠跌宕。

　　“歷朝歷代都沒有重視年畫的，只有咱們黨和國家重視。”上世紀50年代初，在接到來自政府復興年畫的資助后，父親霍玉棠這樣勉勵霍慶順。作為經歷戰亂的楊柳青老師傅，他找到了“景記”“新記”“靜記”的五位藝人，共同成立了“楊柳青年畫生產互助組”（后擴大為楊柳青畫店），開始了年畫的復蘇。

　　1960年正月，周恩來總理視察了楊柳青畫店，作出了更好維護傳統文化的指示；幾年后，郭沫若先生又為楊柳青畫店題寫了店名。十多年間，更多的星星之火在楊柳青鎮亮了起來。

　　這短暫的蓬勃最終因“文革”而結束。楊柳青的木制雕版或被刀劈火燒，或被充作他用，大量珍貴的“古版”就這樣散佚了。

　　有雕版，才有楊柳青，霍玉棠試圖用自己的方法保住它們。“在院里挖了個大坑，從炕上扯下油紙包上木版，埋里面，再蓋上磚。”霍慶有回憶，“黑天，打著手電筒偷偷埋的。”

　　埋著雕版的地方土質疏松，慢慢地竟下陷成一塊洼地，夏天一下雨，雨水都流向了那里。各自回憶起這一段時光，兩兄弟都發出一聲嘆息：“木版最怕悶和捂，結果很多都不能用了。”

　　在陳列著雕版的地下室，霍慶有向記者展示了一塊當年曾被埋在地下的“古版”。與已經明顯腐蝕疏松的邊緣相比，雕刻完好的地方精致細膩，圖案上窗前觀花的童子與仕女表情靈動，連窗欞的雕花都是梅蘭竹菊各有不同。“可惜了，”他說，“現在都不知道這幅年畫叫什么名字。”

　　好在，還有幸運的畫版保存下來。“文革”后，隨著年畫文化的復興，大量散佚的畫版被找了回來，無論是政府牽頭，還是由民間自發，古版的搜集和保護都日見成效。近年來，天津市西青區政府展開的木版年畫普查工作已征集了300多塊古舊畫版、20多件繪制工具，挖掘整理了1500多種畫樣。

　　新世紀以來，年畫的傳承保護越發有了緊鑼密鼓的節奏：楊柳青民俗文化街建成，楊柳青木版年畫節應時而生，年畫作坊數量日漸壯大、文化衍生品日漸豐富。2006年，楊柳青木版年畫被列入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從“貼年畫”到“掛年畫” 

　　“一塊是水滸傳，一塊是大觀園”，霍慶有費力地將這兩塊大型的雕版移到記者面前。六尺長的木版，場面宏闊卻細致入微——仕女的環佩，英雄的冠纓，如有叮當清音傳來。

　　精細化與藝術化，是近幾十年來楊柳青年畫的發展趨向。早年間，年畫是貼在門上、灶上、水缸上的，“粗活”很有市場銷量。現在，年畫是裱在畫框里、掛在客廳里的，是文化展演、是外事禮品，精品化幾乎是必然的。“從貼年畫變成了掛年畫，”霍慶順說，“幾文錢的‘粗活’已經被市場淘汰了。”

　　與時俱進，當然也會涉及另一個問題，如何創新？在傳統的娃娃題材、仕女題材、民俗題材和神話故事題材之外，這個世紀的楊柳青能不能容得下這個“新”？在楊柳青年畫協會會長李艷成看來，這是楊柳青今天面臨的最大挑戰。

　　“咱楊柳青隨著歷史的沿革，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變化，到目前為止的好多題材、畫樣，也都是在歷史中積累下來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曾有‘八個樣板戲’的年畫、‘學雷鋒’的年畫呢，家家過年都買。”在一次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中，李艷成靈感突現，將大陸贈送給臺灣的大熊貓“團團”“圓圓”和楊柳青傳統的“娃娃”畫在了一起。同是嬌俏可愛，一樣憨態可掬，兩種文化符號相遇，效果卻相當和諧，受到了臺灣同胞的普遍好評。

　　不是每次創新都能這么成功。大多數情況下，“新”帶給年畫藝人的是一種雙重擔憂的復雜心緒。一項傳統藝術，沒有“新”，就沒有活力，但過于“新”，則會丟失傳統味道。更何況，“新”字背后，還可能跟著產業化和文化浮躁。而這個勢頭已經在年畫市場化發展的20年中凸顯出來，“膠印版、鉛印版、PS版、電腦噴繪版現在都有了，”霍慶順認為，“這也是年畫，但是是沒有價值的年畫。”

　　“一個搞科技的朋友用機器給我刻的，一個是手工雕的。”在巨大的桌案前，他向記者展示兩塊雕版。的確，即便外行人也一望便知，活靈活現的娃娃造型也掩蓋不住機器雕刻的呆板。

　　守住文化的大本，只有通過這細致的“切磋”“琢磨”才能做到。傳統工藝的創新，也因此成為了更難拿捏的分寸。

　　固本，更要開新 

　　使用“絲版”作畫，就是一種令人糾結的“新”。

　　楊柳青年畫數百年來都是木版年畫，木版與手繪被認為是它的重要特色，甚至由于杜梨木本身尺寸局限而造成的“接版與斷線”，現在也成了一種表明身份的文化胎記。以“絲版”代替“木版”，一種視角來看是創新，另一種視角來看是反叛。

　　其實絲版作畫也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探索。對另一位楊柳青代表人物“年畫張”張克強而言，這種探索至少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我一開始也是按照傳統的技法去做。后來發現，因為市場的浮躁，現在的雕版者容易把畫家勾出來的線變形，這樣藝術魅力就大打折扣了。”張克強對記者說，“后來發現絲版更能復原畫家的線條，比如說范增的線，勾出來就是原原本本范增的線。”

　　木版是楊柳青身份的一部分，但在他看來，木版的使用也是當年歷史的條件所限。相反，絲版“勾出來的線條就像自己畫國畫一樣，藝術限制更少”，而且“也獲得了市場認同”，這在藝術上和市場上都顯現出一種現代的適應性。

　　據說辨別木版畫和絲版畫最簡單的方法是看題字。兩幅“蓮年有馀”放在一起比照，木版字跡能看出木紋，有樸拙感；絲版字跡沉實，有鮮亮感。至于風格，則是各花入各人眼。

　　與霍慶順這樣堅定的木版畫傳承者相比，張克強似乎更愿意抽象地理解楊柳青的“版”，無論是一張絲網還是一塊木版，都是為了更逼真地呈現畫家的藝術水準。耐人尋味的是，不同的觀點并沒有撕裂這項民間藝術，兼容并蓄的文化容量是采訪中兩個人都強調的。“我堅持傳統工藝，但這（和絲版）不矛盾，各有各的特長。”霍慶順說。

　　傳承者們更關心楊柳青年畫所保有的文化味道——在大機器印刷時代對手工創作的堅持、在產業化浪潮里對作坊式制作方式的堅持。那些貌似麻煩的執拗——“刷完要晾半年”“出畫最快也要一個半月”“每次都是自己勾線，哪怕是一個小品”，給了楊柳青年畫時間的味道、文化的分量。

　　所謂傳承，就是這種堅守；所謂創新，也要從這里起步。老手藝人們都明白，勾、刻、印、畫雖然耗時漫長，但這當中，有綿密的生活滋味，有審美的情趣和豐沛的情感，有一代人對另一代人的秘而不宣的叮囑——大機器隆隆作響，只有耐著性子的人們才能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