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鼓書文化的時空奇觀：共時性空間里的歷時性歷史

　　當這些不同的鼓書同臺競技、同臺共演時，我們便“坐地日行八萬里，聽鼓遙看一千年”。

　　常德，地處湖南北部，是巴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樞紐性地域。它既東接洞庭，交通東西南北，又西接湘鄂渝黔多民族散居聚居的武陵山區，既開放，又封閉，既時尚，又古老。常德鼓書，不僅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品種樣式多姿多彩。流行在常德的鼓書有漁鼓、孝鼓、對鼓、說鼓、圍鼓、三棒鼓、地花鼓、薅草鑼鼓、跳三鼓等等。這些鼓書形式，有些是僅見于少數民族地區和某些封閉山區的，如跳三（喪）鼓、薅草鑼鼓；有些是全國通行的鼓書形式，如漁鼓（道情）、說鼓等；有些是局部流傳的鼓書，如三棒鼓、圍鼓等。從東漢說書俑算起，鼓書的歷史已經有兩千余年了。如今全國各地各種曲藝中，鼓書是最常見的形式，也是最經典的形式，而且是分布最廣的曲藝樣式。比如，全國各地的鼓書大多以地方命名，有樂亭大鼓、湖北大鼓、河南鼓兒詞、河南墜子、河洛大鼓、湖北道情、湖北漁鼓、晉北道情、晉南道情、晉西道情、京韻大鼓、京東大鼓、陜北道情、陜南漁鼓、走馬鑼鼓、安徽大鼓、安康道情、西河大鼓、東北大鼓、木板大鼓、山東漁鼓、梅花大鼓，等等。這些鼓書的共性是都以擊鼓說書或擊鼓唱書或擊鼓說說唱唱為文化核心，但在伴奏的形式上，或有增加，或有變異；在曲牌、曲調上則多以地方音樂和方言為主，形成它們各自的根本不同；在內容編創上則有傳統經典或全國性故事傳說，更多的則是地方性故事和自創內容。根據各地方志記載，以上這些地方的鼓書，大多是在明末清初以來才興盛起來，普遍性地在“鼓書”前加上地名，傳叫為某地大鼓（漁鼓、道情），以清中葉以后較為普遍。這就是說，各地鼓書的地方特色、地方名稱、地方風格，是很晚近才形成的。

　　常德鼓書的多樣性在于它們在當今時代的時空里，還共存著既古老又晚起的各種鼓書形式，立體地、活態地、生動地保存著鼓書發展的活史。當這些不同的鼓書同臺競技、同臺共演時，我們便“坐地日行八萬里，聽鼓遙看一千年”。在常德鼓書群里，薅草鑼鼓是比較古老的樣式。這種流行于土家族地區的鑼鼓說唱，是一種勞動伴奏。它的原生態樣式，是人們在挖土耕作勞動中為協調集體勞動節奏、進度和鼓舞勞動熱情、干勁的勞動伴唱。這是脫胎于魯迅先生所說的“杭育杭育”之歌而來的。在西藏高原，藏族男女在集體夯實新建屋頂時邊跳邊勞動的“打阿嘎”，類同于此，是勞動和歌舞的完全一體化的樣式。所以說，薅草鑼鼓的文化起源是十分悠久而古老的，它的文化形式是經歷過漫長歷史而傳承下來的，是十分珍貴的文化遺存，也是鼓書曲藝早期的形態和原始的雛形。

　　常德跳三鼓，又稱跳喪鼓，或者說是在跳喪鼓的基礎上發展演變，更加世俗化、娛樂化、表演化和曲藝化而來的結果。跳喪鼓的原生態樣式更多地分布在湖北山區土家族文化中，是喪葬文化中“認祖歸宗”的一種儀式性演示和表演。說唱內容最初是以民族遷徙、英雄史詩、神圣起源等為主，一方面指引亡靈，一方面教育氏族活人，鼓聲是神圣、莊嚴、隆重的音響和與先祖溝通、交流的神器。跳喪鼓在土家族中流行、保存，與這個民族經歷過重大的、漫長的、艱辛的遷徙有密切關系。常德跳喪鼓一方面繼續廣泛運用于喪葬活動之中，一方面又娛樂化、世俗化，演變為鼓書的一種樣式，折射了鼓書發展史上的一段獨特歷程。這種風習還是楚地巫風甚熾的寫照。王逸《楚辭章句》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如今的楚南各地，還遺存著喪鼓、夜歌子、打夜鼓、孝堂歌、喪孝歌、喪事歌、坐夜歌等名稱各異但大同小異的民間民俗或說唱表演。

　　常德地區鼓書中的三棒鼓、漁鼓、說鼓、對鼓、孝鼓是更加曲藝化、表演化、藝術化、娛樂化、專業化的鼓書形式。其中，三棒鼓強化和加入了雜技雜耍元素，有漢代“百戲”的影子，是鼓書發展的一個另類走向，也形成了后世許多曲藝形式摻雜雜耍、絕技表演的傳統；漁鼓、說鼓的自立門戶為說書的興起奠定了形式基礎；對鼓表演也讓我們發現了相聲的前史，以及戲曲小戲的萌芽。中國曲藝由于中國文化發展的從未間斷使它一方面呈現出由低級到高級形態的不斷“進化”，不斷演化成新的更專業、更藝術、更精致的藝術品種或曲藝樣式，另一方面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一些個別的、獨特的樣式堅持著自己本性和原生性但又獨立自足地自我發展與完善，從而構成了中國曲藝的復雜性和豐富性。跨界、跨越式發展和獨立自足發展并不存在孰優孰劣或前低后高后來居上的價值判斷與取舍，正如西方學者所言，你盡管叫荷馬好了，他的名字叫莎士比亞。獨立自足發展的也不等于從不吸收其他藝術營養，相反是一直在學習、借鑒后生后起的藝術之優長。這些藝術發展規律或藝術特點，在常德這幾種鼓書的現代形態中，都有鮮明的表現。

　　常德鼓書集群現象構成了中國鼓書文化的神奇景觀，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研究價值，也應成為常德文化的獨特標志，值得珍視、保護、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