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阿爾泰山巴澤雷克墓出土的絲織品（局部）郭 物攝

圖為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馬家窯文化的旋紋尖底瓶李 韻攝

圖為新疆伊吾縣葦子峽墓地出土的立鹿式銅鏡資料圖片

　　說起絲綢之路，大家都會想到西漢武帝時期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其實，生活在古代中原地區的人們和西域及以西地區人們之間的交流并非自漢代才開始。

　　在著名的《穆天子傳》里，就記載著西周穆王游歷四方的事跡，并有穆王西行途中會見西王母的記述。關于穆王與西王母會見的地點究竟是現在的哪里，學術界眾說紛紜。但根據這一文獻記載，中原王朝與西域地區的交流至遲在西周中期之初的穆王時期已經開始。

　　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為探討漢代以前中原地區和西域乃至以西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豐富的證據。

　　黍的原產地之爭——萬年前黍的發明和傳播

　　及至十年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黍是在西亞出土的。據此，國際農學界多認為西亞人最早栽培了黍。2003年，在距今一萬年前后的北京東胡林遺址，發現了世界范圍內迄今年代最早的栽培粟和黍，對證明這兩種農作物起源于中國華北地區的論斷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考古實物證據。

　　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生活在黃河中下游的先民們就與西域地區的居民發生了交流。黍大約就是在這一交流的背景下被中亞和西亞地區的居民們所栽培。與此同時，絲綢也在這一時期被長江中下游的居民所發明，并隨稻作傳播至黃河中下游地區。

　　彩陶傳播方向的爭論——彩陶文化西來說的終結和仰韶文化彩陶的西進

　　1921年，瑞典學者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掘了史前時期的遺址，根據這個遺址命名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特點是她的彩陶，即在陶器的表面繪有美觀的彩繪圖案。安特生當年發現仰韶文化彩陶時，由于不了解她的年代，錯誤地提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受了來自西亞地區彩陶的影響而產生的，并以此作為中國原始文化接受來自西方文化影響的證據，這就是“彩陶文化西來說”。

　　新中國成立之后，多處仰韶文化的遺址和墓地被發掘，地層學和類型學特別是科學測年的結果表明，其年代最早可以早至距今7000年，在距今6000年前后到達高峰。與西亞地區彩陶相比，年代較早且自成體系，從而使“彩陶文化西來說”不再成立。

　　大約在距今5500年前后，分布于陜、晉、豫交界地區仰韶時代廟底溝文化的彩陶給周圍地區以強烈的影響，東到黃河下游，北抵河套地區，南至長江中下游，西達甘青地區。在其影響下，甘青地區出現了以繁縟的彩陶為主要特征的馬家窯文化。這是中原文化第一次明顯地向周圍地區拓展，其年代和地域與古史傳說中黃帝、炎帝集團興起的年代及地域恰相吻合，令人深思。

　　小麥的傳入

　　小麥原產于西亞地區，有7000年以上的歷史。在新疆羅布泊的小河墓地、青海東部和甘肅地區以及黃河中下游地區距今4500年至4000年的遺址中，都出土了小麥。到了距今3500年前后的商代前期，在黃河中游地區，小麥種植顯著增加，成為我國北方地區的主要農作物之一。

　　令人吃驚的DNA分析結果——來自西亞的黃牛和綿羊

　　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在黃河中游地區出土的部分黃牛和綿羊的骨骼中，發現了原產于西亞地區的黃牛和綿羊的DNA，說明這些家畜來自西亞地區。它們可能是與小麥一道，通過絲綢之路傳到黃河流域的。

　　冶銅和冶鐵術的傳入

　　冶銅術最早發明于西亞地區，距今已有7000年以上的歷史。在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中，出土了銅刀，其年代為距今約5000年。在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四把文化遺址中，出土了較多的小件工具、裝飾品等青銅器。在被認為很可能與堯都有關的山西襄汾陶寺大型史前城址中，出土了銅鈴、銅環、銅齒輪形器和青銅容器的殘片等，其年代為距今4300年至4100年。中國古代的冶銅技術很可能是通過河西走廊從中亞傳入的。

　　冶鐵術也最早出現于西亞。最早是利用隕鐵。公元前1400年前的赫梯人已經掌握了通過冶煉鐵礦石得到鐵的技術。在我國新疆地區，出土了接近公元前1000年的小件鐵器。在中原地區，發現的迄今年代最早的鐵器制造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的西周晚期。冶鐵術有可能也是從西亞經過中亞地區傳入我國的。

　　4000年前生活在西域的人們——安德羅諾文化

　　4000年至3500年前，居住在中亞到新疆地區中部及以北地區的安德羅諾文化的人們成為黃河流域和西亞地區交流的重要媒介。他們的居住址和具有特色的石板墓群在這一地區廣泛分布。新疆各地發現的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既有歐羅巴人種也有相當數量的蒙古人種，而且可以見到一個墓地中，既有歐羅巴人種，也有蒙古人種，還有兩者之間通婚導致的體質特征和遺傳基因出現混合的現象。

　　玉石之路——商代玉器中的和田玉

　　商代晚期首都——殷墟出土的玉器中，包含著少量產自青海至新疆一帶的和田玉，表明商王朝時期，存在著一條自西向東運送玉料的“玉石之路”。說明這一時期起，中原地區與西域的文化聯系逐漸增加。我認為，生活在甘肅青海地區、與商王朝交流密切的古羌人可能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中國古代家馬和馬車的來源之謎——3000多年前突然出現在中國華北地區的馬車

　　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出土了數十輛馬車，是兩匹馬或四匹馬拉的車子，車子的構造設計相當成熟。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黃河流域各地商代之前的遺址中，既未發現家馬的骨骼，也未發現馬車的蹤跡。在夏代后期都城的二里頭遺址的道路路面上，雖然發現了車輪碾壓造成的車轍痕跡，但兩輪之間的距離是1米，與殷墟的馬車兩個車輪之間的距離達到2.4米左右迥然不同，顯然不是馬車。因此，目前在我國境內沒有早于商代晚期的馬車蹤跡，而在俄羅斯高加索地區至西亞，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已經發明了車子，馬車至遲距今3500年前已經被發明。不僅如此，在歐亞草原地區，發現了與商代晚期的馬車結構非常相似的馬車。因此，商代晚期的馬車很有可能是接受了來自歐亞草原的影響而出現的。

　　歐亞草原風格青銅器和動物紋飾的流行

　　在我國從內蒙古到甘肅、青海到新疆地區的一些距今3000年至2400年之間的墓葬中，出土了為數眾多具有歐亞草原風格的青銅武器、工具，以及具有強烈時代和地域風格的動物紋飾，主題往往是臥鹿、立羊、野獸猛撲或撕咬馬等家畜。反映出這一時期歐亞草原文化的一致性。根據我國古代的文獻記載，這一時期活躍在西域地區的居民有烏孫、月氏等。他們應當就是這些青銅器和墓葬的主人。

　　玻璃器的傳入

　　玻璃是最早在西亞地區發明的。中國境內最早的玻璃出現在春秋末年的貴族墓葬中。其玻璃成分為鈉鈣玻璃，顯然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外來品。

　　春秋末戰國初，西亞玻璃珠飾——“玻璃蜻蜓眼”經中亞游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我國中原地區。至戰國中晚期，我國已經能夠制造外觀上與西亞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鉛鋇玻璃）的玻璃珠，而且這種受西亞影響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生產出玉器（如玉璧）的仿制品。

　　絲綢之路由東向西的主要出口物品——中國絲綢的發明和西傳

　　我國絲綢始于何時尚待研究。在河南和山西的仰韶文化遺址中，都曾出土過蠶繭，其年代約在距今6000年前，與古史傳說中說到黃帝的妻子螺祖發明了養蠶、繅絲的年代相吻合。在浙江錢山漾遺址中，出土了距今約4200年的絲綢實物。

　　在《穆天子傳》記載中，周穆王贈送給西王母的物品為“錦組百純，×組三百純”。錦組應為帶有花紋的絲織品，純則為絲織布帛的單位，一段為一純（音“屯”——作者注）。就是說，穆王贈送給西王母大量的絲織品。這應當是文獻記載中有關絲織品贈送最早的記載。

　　在我國新疆以及中亞、西亞地區很多這一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常常有古代中國的精美絲綢，它們顯然是通過絲綢之路被運抵各地的。上述來自西亞的物品多數是通過與中國的絲綢交換、貿易來到中國的。公元前1世紀，絲綢已經被運抵古羅馬。羅馬人稱它為“賽里斯”（serice）。serice一詞，也許就源自“絲”這個中國字，只是在輾轉的商旅中，發音有了訛變。起初，羅馬人對絲綢產于何地一無所知，還以為是遠方世界上的賽爾人（絲國人）制造的。他們只知道比賽爾人遠些的地方，還有一個神秘的國家，叫做“西奈”（Chine）。絲綢是中國和西方交流的第一種商品。當時，絲綢是一種奢侈品。它被用于裝飾，包裹在坐墊上，最后用來制作服裝。與亞麻和羊毛相比，絲綢柔韌、舒適，因此所到之處，無論男女都非常喜愛。

　　漢代以前就有“絲綢之路”

　　通過考古發現，漢代以前的絲綢之路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絲綢之路自史前時期就是中華民族的先民與生活在中亞、西亞和地中海沿岸地區的人們友好往來之路，互通有無之路，相互學習之路，共同發展之路！漢代張騫通西域，并非絲綢之路的開始，而是開啟了古代東方與西方交流的新時代。即由零星地、斷續地、小規模地民間交流轉變為大規模地、持續地、官民結合的交流。

　　絲綢之路是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汲取營養的通道。中華文明是土生土長的原生文明，其主要文化內涵是來自于自身的發明和創造。同時，在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來自其他古代文明的文化因素，并將其溶入自身的文明體系之中。這些其他文明的文化因素很大一部分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中，中華文明保持活力，蓬勃發展，生生不息。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連綿不斷，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為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