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史研究一度成為熱門，相關著作層出不窮。而進入新世紀后，文化史研究卻似乎一直在徘徊中前行，宏觀方面具有重要影響的論著并不多見。近讀北京師范大學張昭軍、孫燕京教授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化史》（中華書局2012年10月出版）一書，耳目為之一新。綜觀全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研究時段的重新界定。早期問世的文化史論著，大多遵循傳統的中國近代史分期辦法，即以1840—1912年作為研究范圍。近幾年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下限延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逐漸為學界所公認，中國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時段也隨之下延。較以往文化史論著不同的是，該書不再完全以政治史分期作為文化史研究的分界點，而是根據近代文化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滋生新文化的種子，以至生根、發芽、結果的歷史過程確定研究時段，重在凸顯新文化生長、嬗變的軌跡。貫穿全書的有兩條線索，一是傳統文化在近代的蛻變和新生，二是近代新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和生長。基于此，作者把1826年經世思潮興起作為傳統文化“嬗變”的起點，而把其發展理路延伸至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在全中國確立之前，充分展現出近代新文化的發展嬗變歷程，增強了其完整性和連貫性。

　　其二，內容宏富，視角獨特。該書除導言外，共分九章。前八章以時間按章排序，每章皆從文化政策、文化改革、文化思潮、文化運動、文化教育、文化論爭等方面進行論述，第九章對前幾章的內容作了擴展和補充。這樣的設計避免了將文化史割裂為思想史、學術史、宗教史、文學史、藝術史、民俗史等專史來研究。以時間為軸來論述近代文化的嬗變軌跡，每個時間點上又分別予以闡述，完整連貫；該書一改以往研究文化史的劃分標準，正如導言中所說，“官方的文化政策、文化變革屬于制度層面，借助國家權力直接影響民眾的文化觀念、文化思潮、文化教育具有群體性特征，而且對近代民族文化的培育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文化最具特色、最具效力的表現形式，是文化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文化論爭雖限于知識精英，但往往能從理論上回應時代課題，或為文化發展指明方向，可視為一個歷史時期群體智慧的濃縮。”該書在結構上以宏觀把握全局，以微觀補充，深描細節的手法，新穎獨特，不落窠臼。以往關于中國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大都將著眼點放在文化本身，從歷史事件的角度來撰寫近代文化的變化。該書則力圖把人們注目的焦點，從文化事件轉向“集體寫真”。全書采取文化社會學的視角，賦予文化以生動性、擬人性，使各個時期的文化都呈現出其不同的特點，就好比人的一生一樣，各個時期的思想狀態、生存環境都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形象再現了生動鮮活的歷史圖景。

　　其三，資料翔實，學術性和可讀性兼具。該書作者發掘了大量資料，不僅涉及檔案、古籍、資料匯編、奏折、上諭，還大量搜集報紙、雜志、個人游記、日記、回憶錄、書信等，豐富而翔實。尤其是大量引用詩歌、書信、詞曲、報刊等方面的材料，不僅增加了全書的知識性、趣味性，也增進了讀者對于逝去歷史的感性認識。比如在第七章插入了金陵大學寫給日本大使福田的書信，用真實的例證揭示了日本侵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抗戰文化中，插入了被迫南遷合并的西南聯合大學的校歌，讀著那慷慨激昂的歌詞，讓人仿佛回到了那個炮火紛飛的時代。全書還配了30多幅歷史圖片，這些視覺資料與文字記載相映成趣，使一幅幅全景式的歷史文化畫卷躍然紙上。此外，全書各章結尾辟有“小結”，對整章內容進行梳理歸納，還均附有“歷史文獻”“論著選讀”和“研究討論”，提供了主要的資料來源和延伸文獻，也為研究者、讀者提供了進一步拓展視野和開展研究的珍貴信息。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