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東旺的《誠城》（油畫 1995年）充滿期待，道出農民工的共同心聲是“誠心誠意做城里人”，王宏劍的《陽光三疊》（油畫 1999年）是畫面中的一抹燦爛朝陽，喻示著農民工的內心愿景，抑或不可知的未來。李傳真的《民工圖》（中國畫 2005年），將在街道邊覓活的不同行當的民工，塑造成厚重、堅實、樂觀的群像。徐唯辛筆下的形象已棲身《工棚》（油畫 2004年），畫中十多個滿身泥漿、涂料的農民工，正在破陋的工棚簡單進食，情狀純樸中夾雜艱辛，情調苦澀中不乏溫暖。這些作品，雖然畫法各異，視角不同，但都真實表達了農民工的希望、堅韌、辛勞、疲憊，讓人心生悲涼，同時感動于他們的頑強。

　　藝術家向來敏感于周遭的現實。“農民工”或者有的地方叫“新××城市人”，不管稱呼如何改變，他們的性質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他們勞作在城市，卻被稱為“城市異鄉人”。他們兼有“農民”和“工人”的雙重角色，卻不享有任何特權，只能游離于城市與鄉村，在社會底層掙扎奮斗，在現代化轉型中辛苦輾轉。他們以數以萬計的龐大人群，構成一個異峰突起的景觀，驚現于我們的視覺。他們人數雖眾，勢力卻弱，其令人唏噓的卑微境遇，刺痛我們的神經，觸動我們悲憫的情懷。當他們涌現于上個世紀90年代時，其身影便已被藝術家深沉注目，進而變身為畫面的主角，轉化為特定類型的藝術形象，并獲得正名，定格在一種被稱為“農民工”的繪畫題材。當農民工帶著憧憬走向城市時，畫家也開始從各個角度走向他們，力圖描摹這個新興群體的生存狀態。如前所述，一時間，不少表現農民工的佳作紛紛登場。

　　毫無疑問，農民工是城市化浪潮中的主體，理應成為藝術家畫筆下的主角。但是，他們的形象表皮下的靈魂，卻未必都被藝術家抓到并且真情描繪給大眾。農民工就在我們身邊，他們如此鮮活，已激起更多畫家的表現興趣。放眼望去，農民工形象常現身各種大展，直追長盛不衰的都市、農村和少數民族題材，儼然成為新的表現熱門。更為可喜的是，不少表現農民工的畫作在展覽中頻頻獲獎，如王宏劍的《陽光三疊》曾在第九屆全國美展拔得頭籌，摘取金獎。徐唯辛的民工系列也贏得好評如潮。主流美術界對農民工題材的認可，極大鼓舞了后進者，應視為極好的創作引導效應。所以，表面看來，農民工題材有看漲之勢，但冷靜觀之，其中不少是跟風而已，有待真情投入，部分作者受成功畫家的激勵，聚焦農民工，本無可厚非。但是，不排除一些別有用心的作者，只是將農民工題材當成敲門磚，作為躋身重大展覽的籌碼，刻意迎合展覽評委的喜好，并非真誠的表達農民工的生命價值和尊嚴，他們的創作心態淡漠了人文關懷，社會責任感更無從說起，其急功近利倒是可見一斑。這種虛情假意的創作傾向當引起美術界的警惕，創作者也不應該這樣辜負時代和我們同行的同胞。

　　那么農民工題材該如何表現呢？畫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寫實方法，成功的范例莫不如此。寫實是油畫的強項，所以，表現農民工以寫實油畫居多。但這絕不意味其他畫種便喪失了表現優勢。如李傳真的《工棚》《民工》頗見新意，畫家并不沿用傳統工筆畫的層層渲染，而是大膽引入寫意潑墨去表現細節，線條通過多次積墨、積色，在與面融合后，獲得相當的力度與厚度，工筆寫實使畫家建立了鮮明的個人視覺圖式。不過，寫實只是表現方法中的一種，該怎樣突圍目前略顯雷同的方法？當初，由城市化與科技快速發展引發的驚愕，催生了西方林林總總的現代藝術，今天的農民工，同樣陷入文明沖突中的夾縫，現實的壓迫，精神的異化，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和期待，真切地發生在他們身上，如何用新的手法傳達種種體驗，一方面需要畫家更大膽的嘗試，另一方面，對于合乎情理的新探索，評委們是否可以持更包容的態度，給予其準入的機會？這樣，或許會改觀目前本題材相對單一的創作樣式。

　　對農民工題材的進一步開拓，不僅在表現技法層面，深入其精神層面才是更重要的方向。隨著農民工正成為一種新的、重要的人物題材類型。不同的農民工形象出現在畫面里，他們干著各種雜活、苦活、累活，這些確實符合他們的勞作狀態，但是，僅僅羅列這些，除了使觀眾視覺疲憊，進而審美疲勞，還會遺留什么？顯然，我們對農民工的觀照，更多停留在了種種外在的際遇，似乎還沒有真正走進其內心。他們如何適應全新的生活環境？如何面對城市人的歧視？如何傷感于無盡的漂泊？如何惶惑于身份的尷尬？我們是否傾聽到了他們的精神之痛：緊張與不安、痛苦和憂傷、躁動與焦慮、愿望和要求等等。現有的一些農民工題材在這方面也有比較成功的嘗試，如畫家忻東旺常常在畫中壓縮人物比例，并微微變形，暗喻了農民工在種種擠壓中變形、掙扎的命運。畫家準確把握到瞬間的心理狀態，人物表情通常充滿緊張或木然感。不過這樣的作品鳳毛麟角，農民工內心層面的微妙、復雜與豐富，還有待畫家去挖掘和表現。

　　農民工是我們這個時代形象的一個樣本，描寫他們就是記錄我們這個時代精神圖譜的重要一頁。他們的付出遠多于得到，犧牲遠大于擁有。在現代化的潮汐里，民工潮是持續涌動的時代陣痛，他們在城市辛苦忙碌，卻并不能收獲精神的安寧，享有城市生活的福利。勞作是他們的全部，除此，他們很難表達自己，也沒有什么機會表達。雖然他們生活在底層，但同樣是不容忽視的時代形象樣本，我們沒有理由讓他們沉默失聲或缺席。心中有愛，筆下才有情。今天，農民工已經進入了各種藝術表現的版圖，但是，如何真正走進面貌各異的異鄉人，站在他們的感情立場，切身感受他們的生存狀態，真誠表達他們的心理訴求，挖掘他們身上蘊含的時代精神，仍是我們藝術創作者需要認真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作者為北京林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教授、全國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