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自我否定、自我邊緣化、自我客體化的心態，正在給當下的文學創作帶來傷害，影響了文學對中國社會生活豐富性的整體呈現，遲滯了中國文學成長的腳步

　　●凝聚民族心血的價值表現符號，被一些作品狂歡化地解構。這使得基本的價值建構和精神升華，變得頗為艱難

　　當下的中國社會，正處在加速推進現代化進程、加快民族復興腳步的歷史巨流中。這一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蘊含了無限的文化豐富性、生活多樣性，這是文學的富礦、文學發展殊為難得的機遇。人們期待著和偉大時代相得益彰的偉大文學，期待具有較高審美價值和認識價值的當代敘事層出不窮，在時代精神的表現和文學性的成就上，都登上新的高峰。

　　良好的期待常常要面對現實的落差和缺憾。從當下看，這種缺憾，還遠不是局部的、個別層面上的問題。對于這個時代的文學，人們從各自的角度考察其得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有一個問題是不可忽視的，即文學家們在講述中國故事的過程中，受某些特殊的心理—思維模式的影響，尚未體現出應有的自信，這影響了文學的敘事質量和總體面貌，成為中國當代敘事的制約。

　　近代以來的落后和屈辱，對于國人來說，是一個歷史心結。長期積貧積弱的歷史處境，造成了一種文化焦慮，也造成了中國文學的一些特殊性格。其中就包括在自我審視和價值判斷上的不自信。雖然幾十年來，國家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就文學而言，這一文化心理的烙印，仍然難以完全去除。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是今非昔比，但隨著西方社會思潮大舉進入，在市場化浪潮的沖擊下，文學和作家地位身份發生變化，歷史的心理征候出現了變異甚至加重的傾向。而且，在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下，過去潛在的心理結構，轉換成了理論形態，成了創作上的有章可循之物。當中國書寫面對世界，塑造和伸張自己的特性變得愈加現實而緊迫時，這一性格和心理便越發突顯出來。

　　在當下一些創作中，能夠很深地體察到一種“前在”或是“潛在”的思維模式或心理定勢。我們姑且稱之為西方中心式的二元對照思維。具體地說，是指在對西方世界和中國社會文化互見和觀照過程中，以西方價值標準為參照中心，采取西方—中國、現代—傳統、新—舊、先進—落后、文明—愚昧等這樣對立的價值判斷，并且在觀照范圍和意義指涉上無限放大。于是，只要是西方的文化價值，自然等同于現代的、新的、文明的、進步的；只要是中國的文化價值和現實存在，一律看作傳統的、守舊的、落后的、不足稱道的。在這種心理和思維模式作用下，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社會生活始終處于被批判與審視的被動地位，它的特質和價值含量被遮蔽和忽略。

　　這種心理—思維模式，給文學的講述姿態和言說能力帶來的影響無疑是消極的。對于一個講述者來說，對生活的審視，面臨著視角和站位的選擇。在自我否定式的、自我邊緣化的、自我客體化的心態中，講述者的觀察視角、敘述態度就會不可避免地傾斜。站位于西方的視角看中國，和站在中國現實看中國，必然會看到不同的景象，產生不同的情緒。就文學來說，這種不自信，帶來許多創作上的困惑和癥結。

　　癥結之一，先入為主地對生活進行否定判斷，社會生活的豐富性和獨特性被遮蔽

　　文學創作的過程從始至終處于選擇之中。每一個生活的細節、每一個故事、每一個詞匯的使用，都浸透著作家的主體情思。這種審美的、情感的選擇，背后是作家的價值判斷。如果作家對社會生活缺少價值上的信心，或者先入為主地將其置于簡單的否定之下，無疑會失去深入開掘的耐心。在一些作家的觀念里，似乎不用進入現實，生活經驗和它的意義——或者說無意義，即已獲得和確認。如此，雖然生活的豐富性時刻在身邊，但是，文學對此無從發現，即使發現也無從言說。表現在文學文本上，就是與現實生活的隔膜和對現實世界的游離。

　　對于文學來說，敘述對象的特質，是文學的核心元素，也是文學想象空間和認同空間的支點。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傳統?，F代化的發生，無不根植于自身傳統。中國的歷史文化土壤，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的特色之路。西方中心式的、簡單的二元對照思維帶來的不自信，極容易使文學忽視一個古老文明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看不見歷史文化傳統在當下衍生出的特殊景觀。順從異質文化視線的自我消解，勢必造成文學的失語。一切以他者的成規為律令，那么生活尚未開始，謎底和答案已經被公布?，F實生活和寫作本身都成為一場重復的游戲，一個純粹的過程，文學創作的意義也就此懸置。無論如何，一個13億人口大國的現代化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文化事件，忽略了這一點，中國文學將無法擔當它對時代的見證，也注定要錯過成就輝煌的最佳時機。

　　癥結之二，自信力的疲弱使文學的精神高度失去支撐，價值建構變得頗為艱難

　　對精神高度的追求，是文學的內在力量。自我矮化的價值消解和精神潰散，必然使文學喪失這種內在力量。當下的情形是，不自信引起的消極心態，和后現代文化思潮夾雜在一起，形成了更大的精神破壞力。在一些文學表達上，歷史傳統和價值理想被不加辨析地否定。凝聚民族心血的價值表現符號，被一些作品狂歡化地解構。這使得基本的價值建構和精神升華變得頗為艱難。

　　對現實生活和自身實踐的輕視，必然影響經驗的梳理和認識方法的獲得。缺失自信的文學，就會失去對生活現場的有效認知和詮釋。缺少思想方法的文學，難以避免的表現就是盲目的懷疑和否定。懷疑和批判，無疑是文學價值建構的起點。但深陷懷疑進而懷疑一切，這樣寫出來的故事不可能打動人、啟迪人。在一些作家的文學敘事里，歷史的意義被粗暴解構，歷史每每被描繪成偶然的荒誕事件。在一些作家的文學敘事里，沒有關懷、沒有溫度、沒有力量、沒有震撼心靈的價值堅守，看不到基本的文學情懷。

　　癥結之三，厚“彼”薄“此”的心態衍生偏激情緒，文學缺少基本的理性精神

　　思維和心態上的偏差，極容易讓文學創作變成極端情緒的產物。表現在一些創作中，即無限放大社會生活的不盡如人意之處、發展中的問題和缺憾，并推及整體，傳達了當下生活不值得經歷、真正有意義的生活“在別處”的偏激情緒。在一些作家那里，由不自信產生了求全責備心態，進而成為支配性的創作動機。即便是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日益產生深刻影響這一巨大現實，也不能作為考量現實生活的客觀要素。

　　文學書寫流于情緒化偏見，缺少基本的理性精神，遲滯了作家的思想和書寫能力。在一些作家那里，還存在不少非理智的肆意想象，甚至不惜扭曲描述對象的真實面目。權謀欲望、玩世不恭、自暴自棄、陰騭幽暗、乖張促狹、取媚就俗等在一些作品中被大肆渲染。

　　癥結之四，對表現本體缺少自信，導致文體、形式創造的弱化，文學同時代審美隔閡

　　對現實存在和民族歷史缺少自信的文學，很難產生精美、新穎、獨特的表現形式。文體自覺和創造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用更理想的方式表現生活的熱情。對形式之美的發現，總是來自恰當表現具有強烈審美特征之物的內在要求。對細密生動的寫作技法的精研，一定來自對生活質地的細膩感受和豐富觸覺。對語言的藝術運用，也一定來自對語言的文化母體和使用過程的尊重。出于厭棄現實生活和本土文化，而轉向所謂“純”文學，以唯美和“純形式”自命，看似專注于文學，但離開對現實生活的熱情、對身邊人物命運的關注，又怎能獲得生成美的動機和土壤？文學語言和藝術手法上的粗糙、乏味、了無新意、同時代審美隔閡，就成為難以避免的現象。

　　上述幾種癥結彼此關聯，互為因果。沒有自信的文學，是六神無主的文學。缺少足夠自信的書寫心態，必然導致文學精神和文學價值的缺失?？释袊铀佻F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文學寫作，體現了中國作家的歷史責任感。這決不意味著，作家可以用異質文化中心和自我否定思維下的某些判斷，直接作為文學書寫的價值標準。這種不自信，已經給文學創作帶來了確切的傷害，影響了文學對中國社會生活豐富性的整體呈現，遲滯了中國文學成長的腳步。

　　世人期待著中國文學生動有力地闡釋中國人的經驗和夢想。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文學必須超越固有的思維模式和心理定勢，建立起應有的文化自信。這種自信，不是妄自尊大，不是粉飾現實，而是來自對歷史傳統、現實道路和未來前景的堅信。同樣，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國文學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襟，但根本上要扎根于中國的現實，真心擁抱今天的現實，真正與國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惟如此，文學才能自信講述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