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化時代以前，文化主要以理想文化（以典籍、圖書為主）、物質文化（以物質產品和自然文化景觀為主）、生活文化（以人類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價值體系及各類文化藝術表現形式為主）三種主要文化類型而得以傳承。但在信息化時代，人們的知識獲取對以上三種文化類型的依賴程度都在不斷降低，伴隨著數字生活的數字文化的傳播能力迅速擴大，以數字化方式獲取知識的渠道、方式更加個人化、多元化、實用化、功利化、市場化，同時庸俗化、同質化的影響也超越國境。信息時代在使民眾文化權利擴大的同時，也使跨國公司、新媒體產業的文化權利和影響力超越國家、宗教、民族而更具文化影響力，這些變化使所有國家的文化建設面臨考驗。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歷史文化資源的豐厚如何轉化為文化發展的優勢，首先要邁過信息化這道“門坎”。

　　以國家在上世紀開展的“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工程為例，自上世紀80年代起至今，動用文化系統和相關知識界的國家資源，對中國各地區、各民族的傳統音樂（包括宗教、歌曲、器樂、戲曲、曲藝、舞蹈音樂）、舞蹈、戲曲、曲藝、故事、神話、傳說、歌謠、諺語、節日文化、長篇敘事所進行的全面的收集、整理、出版工程。這項系統性的工作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收集、整理和文本化、典籍化而言，無論在規模體量、還是在深度廣度都稱得上史無前例，不僅在中華民族文化歷史上稱得上是國家“典籍”，在世界范圍內也難有比肩之舉。

　　但這一文化規模空前的文化系統工程，適逢信息化、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化之時，優秀傳統文化在“典籍化”的同時迅速“遺產”化，離現實社會文化生活漸行漸遠。這當然還有其他社會文化的復雜原因，但信息化時代文化傳承方式的變革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我們在超越歷史的同時如何面向未來，“后集成”時代文化資源的信息化自然成為必由之路。目前，由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歷經近十年的不斷建設，在“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工程基礎上的數字化文化資源平臺建設初具規模，在對文化資源數字化的深入理解的基礎上，在文化基礎資源記錄、獲取、注冊、整理、保存、管理、檢索、發布等不同環節均進行了系統性建構和不斷的探索，這實質上是一個國家“文化數字化典籍”的過程。他區別于寫文化時代的文化典籍，“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典籍”過程絕不是“掃描式的拷貝”，其信息組織方式、在理念、方法、和具體實踐上均有很大不同。

　　一方面，精細化、專業化的資源解構能力對所有文化藝術本體研究和人文類學術研究均構成巨大的學術壓力。四十多萬則民間故事、五十多萬條諺語、近二十萬首歌謠、百萬首以上的音樂（包括聲樂、器樂）素材、幾十萬筆傳統節日文化記錄等等文化基礎資源，以文本、曲譜、音響、音像、圖片的方式分別進行數字化處理和保存，首先要求相關文化藝術學科在基本類型、技術細節、與相關文化事項的內在聯系等等方面的系統研究能力，它要求與數字化知識體系相適應的信息組織能力。

　　另一方面，跨學科水平的提高面臨自身能力和學術利益的滯礙，文化藝術研究和文史哲等人文類學科研究與信息技術體系的融合也是非常關鍵的因素。

　　宏觀上，文化資源信息化在價值判斷、系統性框架、內容建構體系諸環節，在理念和方法上均處于初始階段。僅從基礎資源視角來看，文化的最基礎載體如：一個字、一個詞、一條諺語、一首詩詞、一個音符、一個樂句、一個唱段、一座建筑、一條史料、一部典籍，凡此種種，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經過精細化專業化整理的文化素材、文化基因或文化基因組，以上十億百億計的存在，構成中華文明浩如煙海、博大精深的基礎信息，如何使其構成既有內在聯系、又能精準獲取，既滿足專門研究、又適應多元使用的海量數據資源體系，實質上是一個文明體系所面臨的基礎建設問題。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非舉國家之力而不能為之。

　　總之，如何推進機制體制向有利于信息融合和共享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如何在公益性資源建設和市場化、產品化之間建立起有效的連接機制；如何在文化領域加快數字化的元數據標準化體系，這些基礎性、公益性、政策性很強的文化基礎建設，應該成為重要的工作內容，在國家文化戰略中的項目設計實施、在專業機構設置、專門人才培養、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構、關鍵信息技術研發等主要工作環節具有強烈的危機和憂患意識，這絕不僅僅是為文化產業提供原材料，為我們的后代留下具有繼承傳統、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能力的“數字化文化典籍”是時代對國家文化建設的要求。（作者為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