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貧困中成長，還是墮落？

——記第七屆中韓作家會議

　　5月26日。廈門大學克立樓三樓的報告廳。在大學生中有著強大號召力的廈門文聯主席舒婷，介紹著第七屆中韓作家會議的與會名單。

　　當念到阿來、于堅、朵漁，韓國詩人黃東奎、鄭玄宗時，在座的學生爆發出歡呼聲和熱烈的掌聲，讓人感到“文學已死”的論斷是那么荒誕。文學，特別是嚴肅文學，似乎從大眾的視野中慢慢淡出，但是它終將擁有自己的位置，因為，總有那么一批以此為己任的作家，不停息地貢獻著自己的智慧、思想、探索、勇氣和洞察力。在這點上，參加此次作家會議的40余位中韓作家或有共同之處。

　　中韓作家互相知之甚少

　　中國與韓國雖同屬于東亞文化圈，但兩國文學交流卻遠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對于中國的普通讀者來說，對韓國作家的了解可能僅限于通俗文學《商道》的作者崔仁道、《菊花香》的作者金仁河等，真正能代表嚴肅文學水平的作家很少被關注。

　　在會上，有大學研究者對與會中國作家做了“韓國文學認知度調查”，記者發現，不少中國作家很少看韓國文學作品、基本不了解韓國作家。

　　而在與韓國與會作家的交談中，記者也發現，韓國作家對中國文學也知之甚少。在問起知道哪些知名中國現當代作家時，提及次數最多的要屬剛得了諾獎的莫言；在知識分子中，魯迅也有較高知名度和美譽度；余華、蘇童等偶有提及。

　　為了給中韓文學界創造更多交流的空間與機會，韓國PARADISE文化財團出資贊助每年一次的中韓作家會議，到現在已是第七屆。值得一提的是，該集團的前任理事長金周榮本人也是韓國著名的作家，被稱為“韓國當代偉大的故事大家”。據會議的召集人、仁荷大學韓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韓國學研究所所長洪廷善表示，這次參會的黃東奎、李時英、鄭玄宗等十幾位韓國作家排除了大眾性、商業性，代表了韓國文學界的最高層次，“開句玩笑，要是來中國的航班出了什么事，韓國文學的半壁江山就坍塌了。”

　　參加會議的中國作家陣容同樣堪稱豪華。不僅有著名詩人舒婷、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小說家阿來，還有孫紹振、范小青、何立偉、李松濤、駱英、子川、賴妙寬、須一瓜、于堅、楊克、朵漁等，他們活躍在文學創作的一線。用舒婷的話來說：“他們的成就和得過的獎項，我就不多介紹了，不然要介紹到后天去。”

　　韓國的媒體也對這次活動投入了巨大的關注。全國發行的11家中央媒體中來了韓聯社、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中央日報等9家，崔在鳳等韓國最好的文學記者也來參加了會議。

　　通過作品本身來對話

　　雖然國籍、語言、民族、風俗各有不同，但是身為作家，大家同樣用文字探索著生活的意義與人性。有了這個共性，在會議期間，作家們通過文本，通過作品本身來對話，可靠而不空洞，關于文學的交流與交鋒從未停止過。

　　年過七旬的黃東奎被稱為“韓國最富盛名的詩人”，在中韓作家會議的詩歌分會場，他用韓語朗誦了中國詩人李松濤的《讀史：聽更鼓驚心》。陌生的語言，熟悉的詩句，正義凌然，氣貫長虹，給人充滿內蘊與張力的感受。

　　駱英的《外婆》，平靜的敘述下，擊中了每個人的痛點。“外婆坐在紫藤花下睡覺/她像一支老貓寧靜而又氣喘不已/正午的陽光下她很像院墻上的秋葫蘆/枯黃干澀一點也聞不著氣味”詩歌越過了個人經驗、越過了群體經驗，越過了語言的障礙，在本意的狀態中打動了大家。

　　韓國詩人李時英這次被選編的詩很短，有三句，有兩句。其中一首《上行》——“有多少夢破碎/知或不知 今天的上行列車 依然/哐當哐當拖著沉重的鐵輪穿過漢江鐵橋”給在座的詩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時英表示，這首詩是對人生某一個瞬間的留影，帶有很強的敘事性。有一次火車經過漢江鐵橋時，詩人想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來到首爾的年輕人，很多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反而淪為城市貧民，感慨于此，寫下這個作品。中國女詩人安琪年輕時就到北京奮斗，對于這首詩心有戚戚焉。而于堅認為，詩中的“知或不知”在客觀表達中加入主觀色彩，損害了流暢性。著名評論家孫紹振則認為加入主觀感受不妨事，但是翻譯時若能改作“知否知否”似乎更妙。

　　小說分會場的作品誦讀和討論同樣精彩。

　　中韓文學的共通與差異

　　經過七屆的中韓作家會議以后，中韓兩國作家的交流、了解和友誼日益加強。這種互相的了解的深度和廣度是和其他國家的交流中從來沒有的。

　　但是，兩國作家關注的內容略有不同。韓國近現代文學開端于韓國淪為日本殖民地時期，其傳統更關注集體和社會的問題，文學的重要任務一直是針對民族、社會的重大問題進行反省和批判。除此以外，韓國作家對性、自我的表達更奔放。

　　兩國嚴肅文學中面臨的問題也有著共通性。作為文學評論家，洪廷善教授認為，在這個物欲橫流的年代，作家本人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尊嚴沒有得到很好地堅守，對個人欲望的任意放縱取代了宏大敘事是韓國當下文學中存在的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

　　洪教授舉例道：“嚴肅文學作家的生活困難是現實存在的，但是對于生存困境，以何種方式打破是作家個人的選擇。比如現在有的出版社，尋找每年嶄露頭角的文學新人，一旦發現他們有某種大眾性，能夠讓書暢銷，出版社立刻找他們簽五部作品的合約。剛出道的作家，不注重自己的文學世界觀有沒有形成，完全沉浸在這五本小說的創作中，反而把一個新人作家的文學可能性完全毀壞掉。作家本來有可能在貧困中成長，但是很多人選擇了在貧困中墮落。”

　　正如文學評論家南帆在主旨演講中提到的那樣：“當代文學的正常生態即是魚龍混雜。重要的是，我們始終與當代文學站在一起，呼吸這個時代的空氣，共同承擔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