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西部文學，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一種豪邁、粗獷、悲涼的西部風情。這固然是西部文學對整個漢語文學的意義，但卻只是意義之一種，若是能從表面的文本特色深入到背后的寫作立場和寫作現場，西部文學會提供給我們更多元也更深入的啟示。

　　堅守本土寫作的立場。西部作家的創作植根于西部土地的文化傳統與現實經驗，像新疆的沈葦的《植物傳奇》、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都立足于腳下的土地，把個人的生命體驗與這片土地的文化底蘊進行有機融合，呈現出別樣的藝術魅力。周濤的新邊塞詩、趙光明的流浪漢小說和董立勃的《白豆》等作品，也從土地上開掘出獨特的題材和鮮明的寫法。在甘肅文學界，從邵振國、王家達、柏原到馬步升、雪漠、王新軍，他們在語言風格上比較接近，樸實無華，不追求華麗的辭藻，方言和口語都是其重要的文學資源。在一個崇尚標準化的網絡時代，使用最為鮮活的方言土語來進行寫作，很容易被貼上保守、落后的標簽。但是，在一個語言越來越規范化、格式化的今天，要保持文學語言的活力，要實現各種文學趣味的多元共生，保持文學的多樣性，從方言土語的寶庫中汲取精神營養，從本土文學傳統中尋找源頭活水，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文學追求。

　　拒絕潮流化，專注于精工細作。與寧夏荒涼的地貌和粗獷的民風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在寧夏作家的筆下，常常流淌出非常細膩的文字，比如郭文斌、石舒清、季棟梁、漠月、李進祥等的中短篇小說，對人性內在沖突的解剖，寫得很細，局部呈現出微雕式的精致，具有一種從容徐緩的審美品格。西部有一批這樣的優秀作家，采取精工細作的方式，發自內心地表達了對于文學的尊重。時下的文學市場充斥著太多趕場的作品和太多復制的文字，在“文學”的幌子下，有很多非文學的雜質混跡其中。從文學層面上來講，文學的創造恰恰需要慢的環境，正所謂慢工出細活。優秀的西部作家都很專注，很少追新逐異，拒絕隨波逐流，在潮流的轉換中堅守腳下的土地，就像西部這片干旱的土地上耐旱的植物，總是將根系深深地扎下去，在風沙的襲擊中傲然挺立。他們不僅能夠慢下來，更重要的是還能夠靜下來，細細追問人與自然、生存與信念等根本問題，挖掘這片土地上可能轉換成現代資源的傳統價值。在如今潮流化寫作盛行的文學環境中，缺乏的恰恰是這種沉靜的思考。

　　多元文化，孕育更多的“陌生化”和可能性。西部地區是多種少數民族的聚居區，多民族文學創作的互動與共生，也是西部文學的重要特色。獨特的民族文化烙印使其語言具有一種回味綿長的韻味，鮮明的地域特色帶來一種陌生化的閱讀體驗。甘肅東鄉族的汪玉良、藏族的丹真貢布和伊丹才讓、回族的趙之詢等詩人，都善于從本民族獨特的精神文化資源中獲得營養和啟示，他們的創作也具有獨特的民族文化色彩。寧夏回族作家石舒清、李進祥、馬金蓮和東鄉族作家了一容扎根于腳下的土地，以特殊的執著，關注著生存于干涸酷烈的自然環境中的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如同打井一樣，挖掘生命深處的汩汩清流。多元復合的文化結構與內在的差異性為西部文學帶來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它再次證明，文學從大的文化背景中可以汲取的養分有多么豐富。

　　西部文學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同時也應該打破單一的審美格局，倡導審美風格和藝術探索的多樣性。在挖掘西部特色的同時，避免西部特色同質化的書寫，尤其是作家個體，更需要不斷超越自我，而不是不斷復制成功的經驗，在封閉的視野中固步自封。當前西部文學呈現出的某種趨同性需要我們警惕，有時候“成也特色，敗也特色”，如何成為獨特的“這一個”，而又讓“這一個”保持活力，是需要進一步思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