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學反映社會生活，從哲學的角度講，實踐是第一性的，文學是第二性的。文學創造活力的根扎在實踐中，離開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離開了生動的社會實踐，文學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創造活力更無從談起。社會實踐是激發文學創造活力的源泉，是推進文學事業創新發展的動力。中國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始終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緊密相聯。國運昌,則文運興，十六大以來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十年間，我們黨領導人民走過了一段極不平凡的歷程。黨的十八大將這十年的歷史成就概括為“三個大臺階”、“兩個時期”，即我國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臺階，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臺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臺階，國家面貌發生了新的歷史性變化。這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民主不斷健全、文化日益繁榮、社會保持穩定的時期，是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實惠更多的時期。這個凝練的概括，包含了我們共同經歷的多少大事、喜事、急事、難事，其中有講不完的故事，寫不盡的文章。這些年來，我們積極倡導和幫助作家深入生活，組織作家走進鄉村、社區，走進校園、軍營，走進工礦企業、建設工地，走進“紅色歲月”，走進抗震救災前線，廣大作家自覺深入改革開放第一線和社會生活的廣闊天地，從豐富多彩的實踐生活中汲取營養，用文學的形式記錄和表現中國歷史與社會生活的變遷，創作了大批優秀作品。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不僅為文學創作提供豐富的素材，同時也教育著作家，引發作家深刻的思考和創作的欲望，點燃創造活力的靈感與激情。事實證明，激發文學創造的活力，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必須自覺肩負起時代賦予的神圣使命，投身億萬人民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使自己和自己的文學創作融入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更加自覺地走進生活、走進群眾，從時代生活中尋找新的創作源泉，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描繪當代中國的歷史畫卷和中國人民的精神圖譜，在偉大的實踐中進行文學的創造。

　　（二）

　　創造是原有的文化傳統的延續和創新，絕不是憑空的臆想和獵奇。正如列夫·托爾斯泰所說，“正確的道路是這樣，吸取你的前輩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牛頓在給胡克的信中寫道，“如果我看得更遠那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上”。他所說的巨人是指胡克和笛卡兒，當然也包括伽利略、開普勒、哥白尼等。我們增強文化創造活力，不是站在哪一個巨人的肩上，而是站在一個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的肩上。文學上任何有價值的創造都是在文化傳統基礎上進行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它是中國文學最深厚寬廣的思想、情感、文化、語言和藝術基礎。傳承和發揚民族文化傳統，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更應當清醒認識我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堅守文化立場，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要像十八大提出的那樣，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廣大作家應當加強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學習，深入挖掘和提煉有益的思想精神價值，借鑒有生命力的藝術形式，將其融匯在文學創造之中。要懷著自豪、禮敬和虔誠的態度，汲取有益的文化因素，做到厚積薄發，為增強文化創造活力不斷提供滋養。要堅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把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有機結合起來，賦予傳統文化以新的時代氣息，創作更多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

　　（三）

　　文化是由人創造的。人在文化發展中是最關鍵、最活躍的因素。文學創作是一項需要創造熱情、創造沖動、創造精神的特殊腦力勞動。作家是否具有足夠的創造力，在其作品中是否含有新的文化創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素質決定的。要增強文化創造活力，必須不斷提高個人的學識，增加生活的閱歷，提高對生活的認識，這樣創造活力才有“底氣”。古人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作家要向書本學習、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不斷強化自我修養、砥礪意志品質、提升道德情操、積聚人格力量。作家應當成為思想的智者。要善于透過紛繁復雜的世間萬象看到事物本質，從人民群眾的實踐創造中總結提煉，把獨到的感悟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有新的內涵、新的創造、新的提升、新的境界。文學創造活力的激發，還要求作家具備“勇開風氣之先”的膽量和氣魄。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作家很需要這種“闖”的精神和“冒”的精神，不能人云亦云，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當然，在創造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失誤，全社會都要允許和寬容在創造過程中的失誤，給予更多的包容、更多的體諒、更多的幫助，形成尊重創造、包容差異的氛圍。要真正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到創作生產中去，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讓作家在潛心進行創造性勞動的時候，更加地心無旁騖，更少后顧之憂，使作家的聰明才智盡情發揮。

　　（四）

　　每一次文學創造活力的勃興，無不與那個時代良好的社會環境緊密相關。例如，唐代詩歌的繁盛，是與盛唐時期的社會氛圍、文化風氣分不開的。我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僅為文學的發展繁榮奠定了經濟基礎，提供了物質保障，更形成了一個開放包容的文學生態環境。作家們享有充分的創作自由、發表作品的自由、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可以說，創作環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這樣一個自由創作的良好環境，為作家展示才華，發揮創造力和想象力提供了充分保證。當前，我們正面臨著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難得的歷史機遇。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制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十八大報告把“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布局作出部署。毫無疑問，我國文化事業迎來了一個繁榮發展的黃金期。深入推進的文化體制改革，正在為文學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為文學創造活力的持續迸發培育新的體制機制環境。我們要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以改革創新的精神，破除一切妨礙文學事業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深入地研究催生精品的體制機制、造就人才的體制機制、對外交流的體制機制和作協組織的體制機制，努力形成更加完善更加成熟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組織形式、活動方式。我們相信，文化環境不斷完善、體制機制深化改革，必定會極大地促進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增強。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