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晚上，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作家莫言在斯德哥爾摩這座曾經誕生過奧古斯特·斯特林堡的城市（他的名言被用锃亮的不銹鋼鑲嵌在市中心一條繁華的步行街地面上）向全世界講了一個原汁原味的中國故事——一個來自中國北方農村的孩子如何成長為風靡全球的成功作家的故事。

　　不管你喜不喜歡莫言這個人，甚至不管你喜不喜歡他講的那些離奇粗糲的故事，有一點你不得不承認，那些故事觸發了這個星球上許多人的共鳴。在這個人們的講故事能力日益退化的時代，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文學獎作出了它的判斷，也給出了一個方向。

　　講故事能力的喪失 

　　大約五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在復旦大學旁聽一場關于中國文學的學術研討會。其間，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中文系主任滔滔不絕的演說氣得我差點沒把桌上的茶杯朝他扔過去。他的發言中充斥著佶屈聱牙的詞組和長句，例如“不易獲得性”、“作為一種宏大敘事的‘中國問題’遮蔽了主體的在地屬性”等等。

　　如果他的頭銜不是某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的話，我肯定不會那么生氣。我也算是一個古典文學愛好者了，不僅在很小時候就囫圇吞棗地讀過《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和《西游記》這些公認的名著，甚至還饑不擇食地讀了許多諸如《蕩寇志》《平妖傳》《七俠五義》之類文學價值一般的作品。因此，我當時真想上前質問這位教授：你說的是人話嗎？李白、杜甫和曹雪芹教你這么說中國話的？

　　無疑，那場關于中國文學前景的研討會加深我對中國文學前景的悲觀。假如中國大學里的中文系教師都是這么說話和思考問題的，中國文學的讀者不流失才怪呢！當我們從一天天打開的國門外舶來越來越多的新鮮觀念以后，何以我們自己連好好說話的能力都萎縮了呢，遑論講述好聽有趣的故事？

　　許多人——包括莫言的批評者們——會將中國當代文學的困境歸咎于社會環境：先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束縛，后來又加上了商業化的逐利氛圍，最近又變成了技術進步導致的社會變遷，這些可能都是原因，但如果政治是主因或根源的話，那就等于宣布：曹雪芹所處的時代比改革開放的今天在文化上要更加自由和開放。我曾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寫到：對于我這樣的讀者來說，真正生氣的不是這個時代缺乏文學大師，而是到處看見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時代受害者的那種拙劣姿態，仿佛只要把他們從享受著納稅人供養的溫暖的作協大院扔到風雪交加的雍正年間的大街上或破廟里，他們就一個個都會寫成《紅樓夢》似的。

　　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們自己，我們講故事的能力大大地退化了，我們甚至已經失去了講故事的熱情。如果說我們民族歷來不擅長思辨的話，我們的祖先在講故事的方面卻是不會輸給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就拿被莫言本人當作導師的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來說，如果他讀到過《太平廣記》和《聊齋志異》的話，相信即便不是甘拜下風，也至少會肅然起敬。而后者的作者蒲松齡，正是莫言的一位偉大同鄉。

　　回歸故事的成功 

　　失去講故事能力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任何時代都需要故事，精彩的故事永遠都有聽眾。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著一本名叫《故事會》的民間文學雜志，創辦到現在已有近半個世紀。盡管它從不被人認為是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學刊物”，但其發行量卻一直高居全國乃至全球期刊前列。這就是故事所具有的經久不衰的魅力，遺憾的是，這不是一個能夠令人振奮的正面例子。因為《故事會》的故事水準距離我們應該達到的高度畢竟有太大的差距。那么，真正的好故事在哪里？會講好故事的人又在哪里？

　　這是一個宏大無邊的問題，而且注定見仁見智，但至少莫言給出了屬于他自己的清晰答案。在恍若童話故事般的斯德哥爾摩，莫言告訴那些熱切地想要聆聽中國故事的西方聽眾：好的故事說到底就藏在母親心里，飄蕩在故鄉田野上，等待著具有天賦的人去挖掘。每個時代都有自己不同的講故事方式，但故事的本質是永恒的。而那位可笑的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卻錯把剛剛進口來的“最新款”話筒當成了故事本身，久而久之竟忘記了母親是怎么教他說話的！

　　這就是連接斯德哥爾摩與山東高密東北鄉的一條隱秘紐帶。長期以來中國文學藝術一直困擾于“如何才能被世界接納”這個問題，莫言的成功故事告訴我們：只有更好地理解了母親說的那些，通往斯德哥爾摩的道路才會向我們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