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第三次文物普查統計，我國現有不可移動文物766722處，文物藏品量3018.54萬件，未知的遺跡和文物數量不可預計。而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目前我國科技考古專業人員只有300人左右，其中碩士生占三分之一，博士生占十分之一，僅以每年約30人的數量增長。

　　懸殊之大，令人咂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員表示，考古與先進科技結合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以上數據不禁讓人對該領域的發展前景心生疑慮。在近日舉辦的“文物保護與科技融合戰略研討會”上，專家呼吁加強文化遺產研究綜合型人才的培養，“不能讓科技考古這一新興學科成為無源之水！”

　　科技考古 

　　——文化遺產研究的必然趨勢 

　　科技考古，在西方始于20世紀60年代，至今已有三代學者專注于此，學術體系相對完整。我國科技考古的研究與教學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在考古勘探、年代測定、動植物及人骨分析、陶瓷與金屬器物研究等方面有所嘗試，現在正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

　　作為科技考古的代表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匯聚了眾多學科的專家學者。前者集中了考古、歷史、天文、物理等學科，利用碳14測年等科技手段為遠古的王朝編寫大事記；后者則吸引了更廣泛領域內的研究者，共同探究中華文明在禮制、歷法、技術等各個層面上文化的來源。

　　近年來，科技考古在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對地觀測等學科的幫助下，取得了諸多成果。例如在這次研討會上，來自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的楊煥明教授介紹了DNA在考古研究中的新應用——為一位4000年前的格陵蘭人找到了故鄉。通過保存于永久冰層中的頭發，專家們提取出DNA序列，并將其與現代人類各人種的DNA序列相比較，最終推測出這位早期格陵蘭人來自西伯利亞。

　　與會的專家學者們不約而同地談了一個問題：作為新興學科，科技考古發展勢頭很猛，但人才基數少、增長速度慢的現狀正阻礙著該學科的可持續發展。

　　文理分科 

　　——人才培養難題的癥結所在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趙輝院長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坦言：“考古學的學科設置正是造成人才困境的首要原因。”

　　科技考古作為一門交叉學科，要求從業者具有文理兼修的知識背景，不但了解文化遺存的發掘整理工作及相關歷史文獻，還要能夠熟練運用科技手段分析考古現象。但我國現階段從學科劃分到教育體制都很難滿足這一點，對綜合能力的要求與文理分科的現實之間的矛盾造成了科技考古人才產量低的現狀。

　　在目前文理明確分科的大背景下，科技考古人才的培養首先面臨著資源配置偏差的困境。考古學以歷史為研究對象，被設在人文學科中本無可厚非，但因其本身存在極強的學科交叉特點，在具體教學中時有不便，特別是涉及到科技考古時，往往因為教師、儀器、實驗室等相關資源在理科院系而受制肘。

　　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教授明確指出：“我們雖然很早就意識到了科技在考古中的作用，但人才培養的單學科問題仍沒有得到很好解決。”

　　另一方面，學科設置還造成了人才來源單一的問題。現階段考古本科生均來自文科，自然科學基礎薄弱，在學習科技研究方法時存在很多困難。比如科技考古中的植物研究，在分析植物遺存的種屬、年代、生長條件等因素時，就可能涉及到生物、化學、氣候等多重自然科學，非文科生所擅長。研究生階段雖不做生源限制，但理科院系畢業生進入考古領域深造的人數仍不多，直接進入考古院所工作的情況更為少見。除觀念問題外，研究機構的用人機制也存在弊端，以“考古學或歷史學出身”作為錄取條件，往往會將有志于考古研究的理科人才拒之門外。

　　搭建溝通橋梁 

　　——專家獻策鞏固人才之源 

　　與會的專家們認為，作為交叉學科的科技考古必須自己動手，搭建起溝通多領域的人才之橋。

　　據了解，國家已充分認識到資源配置問題并投入資金進行調整。一些考古院所購入設備成立實驗室，專門的科技考古研究機構也陸續掛牌。

　　合理的資源配置打下堅實的“橋墩”，鋪就真正起連接作用的“橋面”就要看具體的教學工作了。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梅建軍教授建議，一方面應建立教學科研實習基地并聘請理科專業兼職導師；另一方面要強化實踐環節，以項目帶動人才培養和訓練。

　　“橋”建起來了，配套設施不齊全也會阻礙通行，科技考古領域的用人制度與工作待遇正是決定人才能否順利或是否愿意通過的配套設施。中國工程院葛修潤院士認為，應擴大科技考古的招生數量，逐步取消考古院所在人員錄用中的專業壁壘，給更多理科院系畢業生在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領域學習工作的機會，促進學術交流與學科交叉。

　　最后，還要為人才之橋提供充足的潛在使用群體，提升科技考古乃至考古學整體的社會影響力，為學科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