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十六大以來，隨著我國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我國電視事業的發展也一日千里，您認為中國電視事業發展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顯：這個問題可以從幾方面的幾個指標項來看。首先是人民群眾深切體會到了我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步伐。從1998年開始，廣播電視村村通第一期工程啟動，到2010年第三期工程結束，我國城鄉電視節目信號覆蓋率已經達到了97%以上。這是最大的成績之一。其次是電視節目的供給量，以2011年為例，我國共生產電視劇約31000集，生產電視紀錄片約7600小時，動畫片22萬分鐘，從數量來看這都居于世界前列。第三是市場主體多樣化。10年來，除國有電視機構在擴大外，民營電視機構也在迅猛發展。期間國家廣電總局向潮涌東方、蘇州福納、海潤影視等民營電視劇制作機構發放了電視劇制作甲種許可證。這個變化顯示出，我國文化政策的轉變為電視產業的社會化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對提高競爭能力、擴大市場規模、培育市場主體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見證了中國電視信號的傳輸方式由微波中繼向衛星中繼的轉變，見證了從模擬電視向數字電視的轉變，見證了網絡電視的出現。電視技術飛速發展，同時電視的社會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收視率問題引起廣泛熱議，您怎么看收視率指標？

　　張顯：收視率統計對衡量電視節目水平而言，是一個必要指標，但不夠充分。收視率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社會的關注熱點，但這些熱點又并非一定具有正向價值。如果僅用收視率來一刀切，未免片面。

　　目前我們采用的收視率統計，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樣本戶的采集與文化發展話語權的配比還不完善；二是電視節目評價過度依賴目前的收視率系統，我們只注意到了用收視率來評價節目，但是否忘記了也需要審慎對收視率本身加以評價。電視節目質量評估需要有一個引導觀眾注意力健康投向的國家標準。

　　記者：2011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業界俗稱“限娛令”，對電視業產生了巨大影響，您怎么看？

　　張顯：娛樂是社會文化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缺之不可，過之非福。一定意義上，大眾的文化心理和取向，不是被紅頭文件培養出來的，而是從娛樂活動中感發出來的，關鍵在娛樂內涵、方式、規模和目的的把握上。一方面，沒有廣泛、多樣的娛樂的社會是沉悶的、無生氣的；另一方面，樂極生悲的短視行為也需要警惕。娛樂節目既是電視臺利潤再生產的所在，也是意識形態再生產的責任，二者并不對立，電視臺既要擔當自我，也要擔當起對社會、民族和國家的責任。

　　記者：在新傳媒環境中，電視行業該如何謀求新的發展？

　　張顯：過去電視作為新媒體出現時，電影、廣播這些傳統媒體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現在來看，無論最初受到怎樣的震蕩，電影、廣播如今都得到了新的壯大和發展。互聯網和移動媒體的發展與普及，使傳統電視業確實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新媒體在接觸的即時性、使用的互動性、選擇的自主性方面，是傳統電視媒體很難做到的。媒介市場在細分的同時，各類媒介也在進行著各自的深耕和兼容。電視業不僅有著自身的雄厚基礎，也在不斷適應媒體格局的變化進行著調整和創新。我認為，在新傳媒格局下，隨著文化和知識的普及，許多人已成為“全媒介人口”，他們既讀書看報，也看電視、電影、聽廣播，也會使用互聯網。舉個例子，電視節目組成的“親友團”參議形式，就是電視人對居家看電視這種生活形態很好的開掘，其中就包含著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精到把握。在新媒介環境中，電視業的發展不僅要研究媒介本身，還要從思考媒介社會學的視點，去謀求新的發展思路。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做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