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在山東省濱州市鄒平縣新華書店閱讀《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聞舞/CFP

呂叔湘《現代漢語詞典》初稿修改定稿手跡。[資料照片]

　　《英語詞典》主編約翰森（Samuel Johnson）談到自己編纂詞典的體會時說：“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亞（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樣，當他們追到似乎是太陽棲息的山頂時，卻發現太陽依舊遙不可及。”每一個詞典編纂者，都應該做追趕太陽的人。詞典的每一次修訂，都是我們向更高目標的一次攀登。 ——《現代漢語詞典》編纂者之一 晁繼周 

　　江藍生的手從北師大教授王寧的額頭移開。“滾燙滾燙的！”她說。“這么多著名專家來給我們提意見，魯國堯教授遠道從南京來，張志毅先生從煙臺來，王寧先生發著高燒在會上發了言……上哪找這樣的機會，情義無價啊！”主編江藍生心中騰起感動。

　　“我這幾年，都在磨這個詞典。”江藍生說的是《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第6版。“這是大眾期望最高的書。因為，典，給人提供依據。雖說沒有一部沒錯的詞典，但我和我的同事們不敢有絲毫懈怠。我們要盡量減少差錯。要提高，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加強研究，做第6版，我們開了21個研究專題，是否到家了？沒有！還有些專題，沒有列入。專家們對第六版給予了好的評價，我們稍微高興一下就行了，下面就要誠惶誠恐地開始做第6版的修訂工作了。”

　　和江藍生一樣，《現漢》編纂者們的心中，充盈著同樣的溫暖與感動，同樣的忐忑與追求。

　　《現漢》已經發行了5000萬冊。從1956年編纂啟動到2012年夏天開始第6版修訂，這本為“現代漢語的詞匯規范，為推廣普通話和促進漢語規范化服務”而編纂的詞典，會衍生出多少感動你我的故事呢？

　　留在《現漢》影集中的主編剪影

　　1955年，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范化作為一項基礎工作，提到新中國建設的日程上。

　　擔起《現漢》第一任主編擔子時，呂叔湘52歲，是中科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一位學術成就卓越的學者，在語言研究、推進語文規范化和普及語文教育、語文知識中貢獻不凡。“由呂先生這樣一位學識淵博、組織力強的學術大師負責完成國務院下達的編寫現代漢語詞典的任務，是時代的正確選擇。”學者韓敬體說。

　　在學術研究上如日中天的呂叔湘將要去開啟的，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那里，既風光旖旎，也荊棘遍地。

　　“編纂一部比較滿意的詳解現代漢語詞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不但需要學習近代的科學的詞典編纂法，吸收先進經驗，還要解決編纂漢語詞典時所遇到的一些特殊問題。首先，確定某一形式是詞不是詞；其次，作出詞的語法說明——這些，在漢語語法結構的研究還未取得滿意結果的情況下，都是很難的課題。還有未見著錄但是在各行各業中流通的詞匯，需要有系統地搜集。此外，詞目的取舍，成語的安排，詞義的分析和說明，例句的采集和選擇，這些一般詞典編纂法上的問題也都需要很好地結合漢語的實際情況來解決。無疑問，這個工作是艱巨的。”（羅常培、呂叔湘《現代漢語規范問題》，1956年）“出征”前的呂叔湘已十分清楚，前面等待著他的將是怎樣的困難，但他依舊堅定地向前走去。

　　“主編不虛設。”北大教授陸儉明說這是《現漢》的傳統。從呂叔湘擔任主編的第一天起，這個傳統就開始了。

　　1958年2月1日，呂叔湘親自開始編寫細則。5月5日的日記記載：“剩‘釋義’一節，最難。”6月13日日記說：“這東西真吃功夫，外人不得知。”10月底，整理好的細則交付打印。這是怎樣的一部細則啊，兩萬多字，180項條款，將8個月前眾人心中虛無縹緲的《現漢》編纂之事，出落成一幅可以感受的藍圖。這個細則，歷經半個多世紀，到今天仍然是鮮活的。一代又一代《現漢》編纂者用艱辛的勞動，為它注入新的生命。“先生確定的總則，依然為我們今天提供著指導。”江藍生說。

　　呂叔湘的日記，為我們留下了《現漢》編纂最初歲月的記憶。12月10日的日記說：“看一個‘成’字，平均每小時20條，不可算慢，但是這樣也只能一天200條，還是趕不上，奈何！！”12月30日的日記又說：“今天實足看稿約12小時，也只看了240片光景，合一個小時20條，也還是趕不上，而況不可能每周7×12乎！”1959年的元旦，呂叔湘也在趕著看稿：“今天看稿……光一個‘的’字就耗費兩小時。”這樣的日子還在延續。1月31日的日記記著：“白天黑夜忙著看新吸收的意見，天天如此，日記也顧不上寫了。”日記就此中斷了大約一個多月。呂叔湘仿佛是田徑場上的競技者，在與時間賽跑，拼盡了全力。

　　1993年，90歲高齡的呂叔湘又一次談到當時的情形。“我們編這部詞典可以說嘗盡了甘苦，或者說只有苦而沒有什么甘。歷盡艱苦，其中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要編好一部詞典，就要收集大量資料，比如編《現漢》就收集了上百萬張卡片的資料，要對資料進行全面、認真的分析、綜合，工作繁雜，當然十分辛苦。而我們編《現漢》又有一些偶然性增加了工作難度。一是人手生，參加編寫的人大都沒有編過詞典，要邊學邊干。二是工作生，這類的詞典前人沒有編過，沒有嚴格意義的詞典可以參考。三是時間緊，要在一兩年內完成四五萬條的編寫任務。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間十二點鐘，又不能太晚了，因為第二天還得早起照常工作。”

　　韓敬體記下的，是他聽來的事情。“那時詞典室辦公地點在西單一帶，而呂先生家住中關村。每天上班，早出晚歸，都是乘公共汽車。中午帶饅頭，就開水吃，可他那時患著胃病。他每周要審改定稿2000條，平均下來，每天要定稿300多條，工作量極大，所以，晚上常常要帶稿子回家看。1958年冬天，語言研究所搬到西城端王府，呂先生家也搬到了揀果廠，家離所近了，他就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到所里加班，真是極端辛苦勞碌。”在四五年的時間里，呂叔湘出色地主持編纂出《現漢》試印本，為日后的編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1年，《現漢》主編的擔子放到了著名學者丁聲樹的肩上，“惜墨如金、保證質量、方便讀者”三條宗旨貫穿他主持的編纂、修改工作始終，成果結晶為1965年的“試用本”。

　　丁聲樹是何許人物？朱德熙說：“就當時漢語語法研究的水平說，他走在了時代的前面。”“他的學問真可以當得起博古通今四個字。”說到丁聲樹，著名學者劉大年“腦海里一直縈繞著這樣幾個字：志節高尚，學術精深。他一輩子淡泊為懷，以致淡泊到了忘記自己的程度，一輩子不知道‘熱衷’為何物，盡管在辭書里他對這個詞作過準確的解釋。他所奮力追求的，只有國家民族的學術繁榮、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

　　就是這樣的一個學者，當國家需要他去主持《現漢》的編纂時，他義無反顧。

　　從1961年到1979年，在《現漢》主編位置上的丁聲樹，墜入了字網。“丁先生是最后把關人，責任最大。他在學問上主張精益求精，并且說到做到。通讀字典不怕別人說‘瓶口細’，堅持一條一條看完。”“丁先生在詞典室的19年，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里的19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長時間協同丁聲樹研究漢語方言、審訂《現漢》（試印本、試用本）的著名學者李榮說。

　　與丁聲樹有60多年交往的學者胡厚宣記得，丁聲樹主持編纂《現漢》時，為了火車“車皮”一個詞，曾找到他在鐵道學院教書的大孩子反復詢問了好多次。學者金有景回憶道：“丁先生的嚴謹，在《現漢》的定稿中也可以看出來。《白毛女》里有個詞‘玉茭子’（玉米），這個‘茭’字讀什么音，一時可供查考的資料不多。在確定讀音之前，丁先生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直到當面向著名作家趙樹理請教了，趙樹理說這個字讀jiāo音，丁先生這才放心了。”

　　念茲在茲，丁聲樹平日里走路、乘車、吃飯、會客、上醫院，總是放不下“形音義”。在修改《現漢》送審稿的四五年間，丁聲樹每個星期天都像平常一樣到辦公室看稿。即使是研究一個字，他也要求自己盡可能收集到所有的材料。

　　將“癌（yán）”字音改為ái音，是丁聲樹的貢獻。他注意到醫生口中的“胃ái（胃癌）”和“胃yán（胃炎）”是有區別的，而詞典中兩者卻是同音詞。“癌”從“喦（yán）”得聲，歷來如此。為此，丁聲樹特意走訪了多家醫院，才知道大夫們早已約定俗成地將“胃癌”讀作“胃ái”。一切從語言實際出發，丁聲樹果斷地將“癌（yán）”音改標為ái，從而在詞典中將“胃癌（ái）”、“胃炎”嚴格區別開來。這一變更，肯定了醫生們的創造，極便于一般人口頭表達，很快為社會廣泛接受。

　　學者單耀海回憶說：“1978年，《現漢》正式出版后，大家拿到了第一筆稿費，丁先生說：‘不要計算我的，我那一份不要。’”

　　丁聲樹最后是在《現漢》主編的崗位上倒下的。長期的高血壓、心臟病最終摧毀了他的健康，突發的腦溢血，使這位語言學家喪失了部分思維與說話的能力。“丁先生病了。病了還是丁聲樹，照樣背書，照樣認難字。”到醫院看望了丁聲樹，李榮回來對同事們說。誰想，兩年后，一次更嚴重的腦溢血，徹底擊垮了丁聲樹生命的頑強。再也不能說話，沒有思維的丁聲樹，在病床上度過了生命的最后8年。

　　篳路藍縷，艱苦備嘗。這就是開創者們留在《現漢》編纂歷史中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