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城市的靈魂，人才是文化的血脈。努力營造人才輩出、創意涌流的文化環境，吸引、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優秀文化人才，使各路文化人才充分展示才華，成為正處于創新驅動、轉型發展關鍵時期、已擂響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戰鼓的上海落實人才強市戰略的重要舉措，也成為上海市文聯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對時代發展、社會轉型、隊伍重構帶來的人才服務需求多樣化等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上海市文聯以改革開放的姿態和海納百川的胸襟，開拓出頗具借鑒意義的探索之路。

　　革故鼎新拓空間 不拘一格納人才

　　上海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不僅需要有先進的文化設施和繁榮的文化舞臺，更需要廣泛吸納和發掘文化人才，推動創意涌流，變文化大碼頭為文化大源頭。上海市文聯以前瞻性思維和戰略性眼光，從創新組織體制入手，推出了一系列獨具特色的首創舉措。

　　時光要追溯到新世紀初。其時，一大批國有院團的“單位人”紛紛下海，成為“社會人”，“海漂”群體也迅速崛起，“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用人觀念被人們普遍接受，推動了文藝管理體制逐步從行政管理向社會管理轉換。

　　然而，由于缺少社會管理組織和公共服務平臺，文藝社會化管理體制一時還無法納入正常軌道，導致大量“社會人”難以融入上海主流文化圈，而藝術院校畢業生更是面臨著何去何從的艱難選擇。

　　2005年8月上海演藝工作者聯合會（以下簡稱“藝聯”）的成立，成為上海市文聯破解這一難題的破冰之舉，文聯大家庭里多了一個特別的新成員。說它特別，在于它的工作對象與眾不同。別的協會都冠以“家”的稱號，面向的是已經成名成家或在某個領域取得突出成績的文藝家；而藝聯不設入會門檻，面向的是所有演藝工作者，其中不乏關棟天、金星、周立波、楊昆等一批在演藝市場上較為活躍的名家，更有一大批處于尚未嶄露頭角的中青年演藝人員。它的特別之處還在于工作內容與眾不同。文藝家協會以組織開展專業藝術活動為主，其工作方式主要是圈內循環，工作覆蓋面和聯系對象的廣泛性有所局限；而藝聯則主要是承接政府轉移的職能，圍繞吸引、發掘、培養文藝人才搭建公共服務平臺，推動行業管理和行業自律，工作覆蓋面和聯系對象更具廣泛性。

　　上海藝聯目前已擁有1920多名會員，一大批社會文藝工作者和青年文藝工作者成為它的有生力量。其中一組數據非常說明問題：2011年之前，在藝聯的全部會員中，社會文藝工作者有500多名，而在之后的統計中，這一數字已經減少為327名。原因是近幾年文藝院團的畢業生加入藝聯后由藝聯代為簽約到各文藝院團，經過幾年的成長，他們大都已經成熟，由各用人單位直接簽約進入國有文藝院團。而這也正從一個側面彰顯了藝聯作為演藝行業的社會組織，在吸引、發掘、培養文藝人才方面發揮的作用。

　　2010年，上海獲得了聯合國頒發的“設計之都”稱號，但是與國際上其他“設計之都”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上海市文聯組織在德國、日本等“設計之都”考察時就特別注意到，當地的“設計中心”都設有設計師協會，這一格局給了上海市文聯以新的啟示：建立創意設計工作者協會，把上海3萬多不同門類的設計師慢慢聚集在一起。

　　“上海有比較龐大的工業設計者、服裝設計者、環境設計者等隊伍，門類齊全，但是大都單打獨斗，我們希望把上海設計師聯合起來，發揮集聚效應。”上海市文聯的決策者們作出如是表示。

　　于是，在2010年9月，上海市文聯又有了第二個帶“者”的新成員——創意設計工作者協會。在剛剛興起的創意產業中，真正能稱為設計師的寥寥可數，為了凝聚更多的人來推進這個事業，上海市文聯靈活地運用一個“者”字調整了“門檻”。首批入會的就有555名會員、103個設計企業和機構以及22所具有設計專業的高校團體。

　　在上海成立相聲專業委員會也是一件新鮮事。“3年多前，我接待了一批在上海說相聲的年輕人。”上海市曲協主席王汝剛回憶道。這批年輕人大多來自北方，創業的不易、生活的艱辛，使他們渴望在異鄉得到“娘家人”的關懷。于是，他們找到王汝剛。

　　這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王汝剛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并在曲協理事會和主席團會議上，專門談到了相聲在上海生存發展的狀況。不能讓這些青年人散落在外，曲協應該把他們都凝聚起來。“他們想踏入上海文藝界的主流圈子，但不知門在哪里，曲協就是個門。曲協下面設有獨角戲專業委員會、說唱專業委員會、評彈專業委員會，我們決定再成立一個相聲專業委員會。”王汝剛介紹道。在這一點上，大家很快達成了共識。

　　2011年6月，上海市曲藝家協會相聲專業委員會成立。這也是全國首家省市級的相聲專業委員會。在委員會的引導、推動下，幾十年來一直水土不服的北方相聲終于打破“南橘北枳”的魔咒，在上海“生根開花”，一批青年相聲人才脫穎而出，形成了“上海之夜、相聲也瘋狂”的生動局面。

　　搭建創作孵化平臺 催生優秀文藝人才

　　“要達到出人出作品的目的，先要做好扶人扶作品、推人推作品的工作，我們要把自己定位在‘助推服務’上。”上海市文聯黨組書記宋妍說。

　　對人才的扶一把、推一把，關鍵是要做好創作孵化工作。

　　利用重大革命歷史紀念日組織文藝家開展主題創作，孵化優秀主旋律作品，是其中一項重要舉措。上海美協在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吹響“集合號”，組織70多位畫家兵分四路參與“上海畫家重走長征路”系列采風活動，足跡遍布5省11市，創作了100多件反映紅軍長征題材的作品。上海攝協為舉辦《黨的光輝歷程——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攝影作品展》，安排9條創作采風線路，組織滬上55位資深攝影家歷時兩個半月，深入全國30余個拍攝點和革命老區實地拍攝。一部部優秀文藝作品、一個個優秀文藝人才，就這樣在一次次主題明確的創作采風、一批批文藝家深入生活中孵化而出。

　　深入生活固然重要，但“紙上談兵”也出奇效。評彈演員吳新伯創作的短篇評話《夜走狼山》初演時，曾遭到質疑，他心有不甘地向上海曲協求援。很快，一批專家在討論會上對作品給出了中肯的評價，并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修改意見。經過不斷的錘煉，《夜走狼山》終于“起死回生”并大獲成功，一舉奪得包括中國曲藝牡丹獎文學獎”在內的一系列獎項。這一“急診”案例給了上海曲協很大啟示，接著他們從2004年起連續8年每年舉辦一期“曲苑文壇”創作筆會，并陸續推出文化講座、新作研討等系列活動，以此來增強創作者的綜合素養。經過“曲苑文壇”創作筆會的歷練，不少作品最終羽化成蝶，成為在各類評獎比賽中摘金奪銀的優秀作品。

　　類似這樣的創作孵化實例還有很多。上海美協圍繞創作辛亥革命歷史組畫，采取集中創作人員辦班的形式舉辦油畫高級研修班，通過多次作品小樣觀摩、講解、采風，創作了《孫中山與李大釗》等12件大幅作品，成為把培養創作隊伍與孵化作品相結合的成功案例。上海舞協為了讓那些尚未正式演出過、實驗色彩濃厚的作品也能鏃礪括羽，聯合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院、上海戲劇學院舞蹈藝術創新工作室等共同創辦了“上海舞蹈實驗劇場”，還特意組織舞蹈愛好者作為觀眾，安排編導與觀眾互動環節，使編導能及時獲得真實的反饋，進一步幫助作品打磨、完善。通過幾場實驗劇場展演，《長歌行》《茶山情歌》等16個中國舞原創作品贏得熱烈反響。劇本朗讀會是上海劇協發起的鼓勵戲劇原創劇本的專業藝術活動，已舉辦了13屆，近80部話劇、戲曲新劇本在青年演員的準排練式的表演中和現場專家、觀眾的犀利“評點”中不斷提高、完善，其中約三分之一已被各表演院團搬上舞臺，有些還獲得省市級乃至全國性的獎勵，產生了廣泛影響。

　　組織創作、先期“練兵”，最終等待的是華麗登場、激情打擂。上海市文聯在這方面搭建了非常好的平臺。具有50多年歷史的“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20年從不間斷的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規模、影響力越來越大的上海國際攝影藝術展覽，已成為上海的文化名片，海內外文藝人才為之扎堆滬上，與上海本土文藝人才同臺競技，也為上海文藝界引入了藝術競爭機制，促進上海本土人才快速成長、成熟。而上海美術大展、上海書法大展、上海設計大展、“金手杖獎”魔術大會、“曲苑芬芳”專場演出、華東六省一市舞蹈大賽、金秋詩會、童謠歌謠比賽等一系列協會標志性活動，逐步形成“一會一品”的格局，讓各領域的文藝人才得以在這些活動中一展才華。

　　此外，上海市文聯還在美國大霧山和德國漢堡相繼建立了“上海文藝家展演基地”，每年定期舉辦中青年藝術家展演活動，鼓勵上海本地有創作潛能、有發展前途的中青年藝術家更多地“走出去”鍛煉。

　　打開綠色通道 撐起維權大傘

　　“服務是文聯的根本職能，不能流于一般的形式”，基于這樣的理念，上海市文聯不斷增強服務意識，改進服務方式，在做好傳統服務工作的同時，努力探索、建立適應時代需求的服務新舉措。

　　“當我參加藝聯的時候，以為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組織。”著名影視話劇演員楊昆最初的顧慮也是其他同行的想法。但藝聯以切實的服務給會員帶來不斷的驚喜與感動。“這幾年藝聯為大家做的事我們都看在眼里，它讓‘漂’在外面的人有了溫暖的感覺，我覺得藝聯是我的家，現在我很自豪我是藝聯的會員。”楊昆感言。

　　短短幾年，是什么讓人們對藝聯的認識有如此大的轉變？獲得過國內外多項雜技魔術大獎的青年魔術師劉明亞道出了心聲：“我來自貧困的陜北山村，低學歷無職稱，幸好有藝聯的綠色通道，讓我入戶上海的問題終于得到解決。圓了做新上海人的夢。”

　　上海在人才引進政策方面規定，學歷必須達到本科以上。這一規定適用于大多數人才類型，但無法將從事芭蕾、戲曲、雜技等需要從小練就基本功、學歷要求較難達到的藝術門類及行當納入其中。同時，原引進機制由于評價標準不統一，也難以對演藝人員業務水準作出客觀評判。藝聯意識到，要為上海引進和留住演藝人才，必須沖破這一屏障。他們積極爭取到“對確屬緊缺演藝人才，學歷條件可予以放寬”的政策，并接受委托，由藝聯根據本市構筑文化人才高地的需求和各演藝單位對人才的緊缺程度，組織專家對引進人才進行評估鑒定，不唯學歷資歷、體制身份，著重考察專業能力、專業水平和發展潛力，從而為爭取留滬發展的演員和用人單位打開了“綠色通道”。迄今，該“綠色通道”已完成了191位來自各地的演藝人才的戶口引進工作，322位居住證的申報。

　　紀曉蘭是上海一流的歌手，然而兩年多前，在辦理入港演出許可時，卻遇到了被要求出示職稱證明的尷尬，雖然最后僥幸“化險為夷”，但也讓紀曉蘭深刻意識到職稱證書的作用。事實上，很多非國有體制的演藝人員都會遇到這樣的難題，因為以往中級技術認定工作都是由單位組織實施的，那些脫離單位體制出去的演藝人員往往申報無門。

　　為此，藝聯多次主動向政府主管部門呼吁，希望在專業技術職稱評定方面打破體制屏障。2009年，在有關部門的積極協調下，藝聯被授權指定為社會文藝工作者中級專業技術水平唯一認定機構。目前，在藝聯組織下，已有79名社會文藝工作者成功取得中級專業技術水平資格證書。由于該證書可以對接藝術類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申報，對接演藝人才入戶上海的政策條件，因而廣受社會文藝工作者的歡迎。

　　多年來，上海市文聯在文藝人才社會化服務方面“大展拳腳”，給予文藝工作者一個遮風擋雨的溫暖之家；同時，當他們的權益受到侵犯的時候，組織也會及時拿起法律武器，替文藝工作者“沖鋒陷陣”。

　　“對文藝家的尊重與維護，其實也是對文化的尊重與維護。”原上海市文聯黨組書記楊益萍指出，“不能讓人隨意踐踏文藝家，哪怕是已經不在人世的，他們也始終是受人敬重的文藝家。”楊益萍還說：“維權的事有大有小，要盡力把文藝家所需、文聯所能的事做好，不因善小而不為、不因事難而不為。”

　　早在21世紀初，上海市文聯就已經設立維權部門、建立維權機制。《白毛女》稿費案，捍衛俞振飛、謝晉先生的名譽案，10多年堅持下來，上海市文聯的維權工作已經頗有戰果。

　　每年，上海文聯維權中心處理投訴個案達30至50件，若加上接待咨詢訪談的人次，多達100人次左右。包括閔惠芬、任溶溶、童自榮等名家在內的藝術工作者都聞名前來投訴，自稱為“老娘舅”的維權中心的同志們奔波協調，幫“委托人”爭取到了權益，得到了文藝工作者的高度肯定。

　　除了維權的實務工作外，維權中心還提供司法鑒定、授權等服務，開展維權知識宣傳、組織專題研討，并與其他協會合作，建立各種權益保護協商機制，搭建具有探索、創新意義的權益維護合作平臺。

　　維權中心還積極配合藝聯做好演藝工作者勞動權、就業權的保護工作。在話劇藝術中心支持下，推出了優先使用藝聯會員的就業保障機制試點，對使用非藝聯會員參加排練演出，收取一定補償金，迄今已有數十個劇目在該機制框架內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另外，還與上海文廣集團簽署《關于合作建立藝聯會員權益爭議協調處理機制的協議》，為演藝工作者的合法權益提供保障；依據《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等法律法規，擬訂了由演藝單位或項目制作組、演藝人員、藝聯三方共同簽訂的《演藝合同書》，使其成為多元用人模式中受各演藝單位歡迎的選項之一；針對會員在演藝活動中受到欺壓、傷害等身心、權益受損的狀況，仗義執言、主持公道，為會員追討各類演藝酬金60余萬元，有效保障了演藝工作者的勞動權、就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