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駕馬車’可不是四馬拉一車。我只是一匹馬，我是用四匹馬的勁兒拉著一輛車……有朋友說，你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呢，可能會做得更好些。我笑道，這話你說晚了，現在哪一樣我也離不開了，或者離開哪樣我都不完整了。”這段話寫在了近日在京舉辦的馮驥才70歲藝術大展的廳堂里，也許正是馮驥才的一番內心獨白。所謂“四駕馬車”，指的是展覽的四大塊：文學、繪畫、文化遺產保護、教育。年屆古稀，馮驥才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發現這是傾注了他最多心血、也寄寓了他文化理想的四個領域。

　　最初知道馮驥才，是因為他是小學課文《挑山工》、《珍珠鳥》的作者；后來知道馮驥才，是因為電影《神鞭》，因為小說《三寸金蓮》，因為他的帶有濃郁天津地方色彩的文學作品；近年來，在報章電視里常常看到馮驥才，則是因為他成了一位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者與保護者。等看了展覽，才發現馮驥才遠比我的想象要豐富與博雜：他還是現代文人畫的創作者，是天津一家高校研究院的掌門人，是一群博士生的老師……

　　展廳里的展品有些讓人目不暇接：160余種中外版本的文學作品，80余幅不同時期創作的字畫，18年來文化遺產保護的成果，以及大學教學的科研著作。在這里面，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民間文化遺產保護——做這樁事，馮驥才經歷了諸多艱難困阻，也取得了許多讓人欣慰的成績。比如，因為天津老城在20世紀90年代開啟了“舊城改造”的步伐，為了記錄下散布于老城區的歷史文化遺存的真實面貌，他與一批來自民間的志愿者歷時半年，對老城進行調查、實地拍攝，最后整理出版了系列圖集《天津老房子》。

　　“我從天津老城保衛戰開始，到搶救估衣街結束，5年時間，可謂屢戰屢敗，然而卻從中深深體會到中華文化所面臨的困境與痛楚。”也許正是切身感受到了這種文化的困境與痛楚，馮驥才說：“我漸漸離開‘自我’的繪畫，重新回到‘責任’中來，但這一次不是文學的責任，而是文化的責任。”馮驥才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總有著很強的社會責任感，而且決不諱言這樣的責任感。他說：“我自己總有一種擔心，即30年后我們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態的城市文化還能剩下多少。文化的魅力是個性，文化的乏味是雷同。那么，為此而呼，而爭，而辯，而戰，不應是我們的責任？”

　　這些年，馮驥才帶著一群人奔走于各種各樣的古舊城巷與偏僻村路，在人跡罕至的廢墟里，在蒙滿灰塵的角落里，勘察散落的文化遺產，大聲疾呼搶救與保護工作的刻不容緩。在工作中，他們發現了民間年畫的重要文化價值，于是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與搜集工作，把全國各大年畫產地的活態口頭遺產轉化成了文字與音像資料，出版了《中國木版年畫集成》。這套集成包括22冊分卷，系統、完整記錄與保存了中華民族這一重要的文化財富，其中大部分年畫遺產被列入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從很多展品里可以看到，馮驥才選擇了做一個“行動主義者”，他的身影總不在書齋里，而是在山川與田野上。他本以寫小說出名，但是當讀者們把他的形象定格成潛心書齋的模樣時，他卻肩挎相機走向了民間，走向了田野……

　　在文化遺產保護之外，展廳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掛在墻壁上的畫作了。在馮驥才的“四駕馬車”里，如果說文學、文化遺產保護、教育都是在踐行他的社會責任感，是“向外”的事業，那么繪畫則成為他面對內心世界的一種獨有方式，是一種“向內”的事業。在繪畫的世界里，隱藏了他最豐富又最隱秘的個人心緒。然而，誰又能把內在的自己與外在的自己截然分開呢？在展廳里細細閱讀那些畫作，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個熟悉的馮驥才的影子。

　　記得看過一幅馮驥才的水墨，名叫《極頂》，畫中重山綿延，云煙氤氳，意境遼闊。在旁邊的文字里，他寫道：“我喜歡把重負壓在自己肩上；我給自己的使命大多力所不能及；我把自己用到極限。因為我是個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一生都在攀登，并且可能一切都是徒勞。但是理想主義者的所有快樂都在攀登的路途中。”這樣的一幅畫，不正是畫者的一種人生寫照？不正折射了一種文化理想？從這樣的畫里，我們讀到的不只是水墨山水，還有一個行動著、攀登著的馮驥才，一個用腳步來實踐理想、到老也沒肯歇下來的現代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