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日前發出聲明稱，該院在職、離退休人員參加社會文物鑒定等活動時，應獲得該院的書面授權，否則屬個人行為，后果由其本人承擔，該院對此不承擔責任。在“金縷玉衣”和“漢代玉凳”等文物鑒定亂象叢生的當下，故宮的這一舉措積極意義明顯，可謂是帶了一個好頭。但面對“現在中國的收藏市場，95%的人用95%的錢買了95%的贗品”（有“收藏界深喉”之稱的文化學者吳樹在日前一場收藏論壇上如此表示）的驚人現實，僅僅有故宮這一個自我約束的例子還顯然遠遠不夠。根治當下的文物鑒定亂象，更需要的，是在整個行業建立行之有效的約束制度。

　　不可否認的是，所謂“憑的是眼力，玩的是心跳”，文物鑒定收藏中發生錯判在所難免，至少宋代以來就有許多國寶在真假之間爭論甚至鑒定結論翻來覆去者并不罕見，這是由文物的特殊性和人類的認知限制所決定的。但這不能成為某些所謂的“文物鑒定專家”可以肆意鑒“偽”、“弄假成真”的借口。一次看錯，是水平問題；連著看錯甚至故意看錯，可就是態度問題了。其實也好理解，在巨額的“鑒定費”、“評估費”面前，誰又能保證絲毫不動心呢？但是，所謂有得就有失，得了好處，就得承擔風險，這從來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而要盡量降低甚至避免這個“風險”，靠鑒定者的職業操守、專業水準，肯定都不如靠實打實的約束制度見效快。

　　在筆者看來，這樣一項約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關鍵不外乎兩點：事先的審核與準入，事后的追責與退出。具體說來，首先要建立鑒定者的資質認證體系和市場準入機制，改變現在誰都可以自封“鑒定專家”的現狀，提高準入門檻。其次是要對鑒定者實行問責制度，一些人之所以敢于隨意鑒定，就是利益高而風險小，要通過制定法律，讓那些故意作虛假鑒定或者由于重大過失作出虛假鑒定的機構或者專家承擔相應的行政處理、民事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另外要建立行業的退出機制和黑名單制，對那些被多次證明缺乏鑒定能力并惡意擾亂市場的專家，必須強制退出。

　　事實上，一些國家不僅在法律中規定了文物鑒定機構及其人員的資質、權利、義務，而且明確規定，惡意鑒定并給交易雙方造成損失的，將取消鑒定人員的鑒定資格，并終身不得進入該領域。另外，公職人員不得從事私人鑒定。而我國尚未建立文物鑒定資格管理制度，鑒定資格準入和鑒定行為監管體制尚未確立，因此，一些受利益驅使的鑒定者隨意開具鑒定證書的現象屢屢發生，從而使得“亂象叢生”成為人們對當前文物鑒定領域的常用評價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情況下，一味地糾結于鑒定者的素質、道德、信譽，其實于事無補，甚至鑒定者本人還會叫屈。就像這兩天剛剛爆出的多家藥企“毒膠囊”事件牽出的一些代言這些醫藥產品的明星一樣，還會作無辜狀地叫喊“選擇這個代言的時候，產品所有證件都是齊全的”。雖然說矛頭更應指向藥企、藥監等，但如果按照去年5月傳出的《廣告法》修訂草案中所規定的，這些代言產品的名人作為“其他廣告人”，只要從事虛假違法廣告的發布活動，對消費者、對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都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在這里，文物鑒定者和明星何其相似，說好聽了是“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說白了就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軟”，還怎能不罔顧事實一味說好話呢？而如果有《廣告法》修改草案這樣的約束性制度出臺，相信那些文物鑒定專家就不能不對自己的鑒定行為和結論三思而后行，由此，鑒定亂象才會盡量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