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文藝確實存在著某些群眾不滿意的地方，集中體現為精神匱乏、內容空虛、脫離生活、價值傾斜、缺少信仰、境界比較低下。這實際上還是沒解決好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所以《講話》仍是一劑特效良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副會長董學文說。

　　“農民至今還在種糧食養活我們，可我們有的文藝家要么不寫他們，要么就寫他們非正常的所謂鄉村愛情故事，寫他們三角、多角的愛恨情愁，或者他們是怎樣出奇地愚昧和落后。除了少數幾部作品，請問究竟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過當下‘三農’問題？”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教授曾慶瑞說。

　　“沒有好的藝術標準，政治標準就是空的、沒有用的。我們看好萊塢電影，從《巴頓將軍》到《阿凡達》哪一個沒有美國價值觀的灌輸？《阿凡達》在中國狂收13億票房，講的是美國的救世主拯救了這個星球，它的炫技讓我們嘆為觀止，但里面同樣有政治標準。我們該怎么辦？”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黃會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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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里在重溫經典，更在觀照現實。

　　日前，北京市文聯研究部、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共同主辦了以《講話》與中國當代文藝發展為主題的紀念《講話》發表70周年理論研討會。20余位專家與藝術家再議《講話》精神，把脈當代文藝。文藝的標準、文藝家的責任等諸多問題，從《講話》到現實再一次對視、對讀。

　　時代責任

　　“個人價值觀的體現或者個人對社會地位、經濟利益的追求，已經成為當前不少文藝家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已經全然不顧，這是今天最沉重的現實。”

　　時代變了，但文藝對時代的責任不變，這是與會者從《講話》中體會到的永恒的東西。

　　“文化確確實實成為整個中國發展的重要問題，因為它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影響中華民族文化素質的提升。各地文化設施都成為一流的了，與之相應的是公民素質如何提高。文藝家的創作如何能為人民服務，這個問題需要全體文藝家反省。個人價值觀的體現或者個人對社會地位、經濟利益的追求，已經成為不少文藝家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已經全然不顧，這是今天最沉重的現實。”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說。

　　“據統計，今天的中國農村有2000萬留守老人，4700萬留守婦女，5800萬留守兒童，留守兒童14歲以下的超過4000萬。有多少人在關注他們？”談到當今時代出現的新群體新問題，曾慶瑞語氣沉重。

　　在北京作協評論委員會副主任、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解璽璋看來，人們現在對文藝創作不滿意的原因在于缺少精神性，缺少信仰，太物質化了，扭轉這個局面當然依賴文藝工作者的責任。

　　人民情感

　　“文學為人民服務肯定不是一個項目、一場演出帶來的，而是從字里行間，每個眼神、每個動作、每個劇情里體現出來的，現在我們缺的是這些東西。”

　　作為《講話》精神的核心，為什么人與如何為的問題無疑是與會專家討論的焦點。言及于此，似乎或隱或顯地總離不開一個詞——“情感”。

　　基于對非遺保護現狀的了解，北京民協主席、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劉鐵梁提出擔憂，“《講話》精神中對人民負責、要和老百姓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教導我們往往忘記了，所以今天非遺保護最大的問題是往形象工程上走，而不是朝著和老百姓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上走。”在劉鐵梁看來，非遺保護中往往忽略了老百姓生活中運用民間文藝和各種民俗文化的價值。“片面解讀的價值被強調，開發的價值被強調，為樹立國家形象或爭奪文化產品產權的意識被強調，這樣最多是外價值的保護，不是根本的內價值的保護。”

　　魯迅文學院副院長施戰軍表示，從《講話》的歷史語境和當下意義來看，關鍵是人民是否被看作文藝工作者的情感對象，有沒有一種感情聯系。“文學為人民服務肯定不是一個項目、一場演出帶來的，而是字里行間，每個眼神、每個動作、每個劇情里體現出來的，現在我們缺的正是這些，而不是形象化的東西。今天確實存在形象化的東西壓蓋真正質感的現象，這需要我們反思。”《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社副主編李云雷則認為，當下之所以出現許多不良文藝現象，就是因為大眾化的文藝生產方式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例如影視和文學常以精英化的方式進行生產，以大中城市的精英階層而不是以普通讀者為預期受眾。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索謙則指出，“當下文藝常常表現為空心化，也就是精神缺失。讓文藝回歸心靈十分重要。情感是文藝最本質、最基本的要素，如果沒有情感和心靈的表達就無異于工匠作品，淪為流水線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