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主題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記者會，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馮驥才、王健林、單霽翔、張和平、尹力、樊錦詩圍繞文化熱點問題答記者問。

　　文化強國必須有具體的內涵和標準

　　馮驥才（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文化強國必須有具體的內涵和標準。首先，要有清晰的國家文化形象。文化強國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未來、我們的追求，所以應該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文化強國的形象，應該有一個鮮明有力的為我們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第二，我們需要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創造出來，任何國家和民族在文化強盛時都有一大批作品支撐著。第三，還要有一個真正能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的文化產業。對于產業來講一定要追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但做的既然是文化產業，就要擔負文化責任，擔負傳播真善美的責任，不能唯利是圖。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用了“三個化”，我覺得也應該引起文藝界的注意：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第四，文化強國涉及到文化的終極是什么，我覺得文化的終極是社會文明。我特別想提一個概念的思辨，在改革開放之前一段時間我們政治社會說得太多了，而現在我們提的是經濟社會。但經濟發展到今天，我覺得文明更重要。我建議有關部門思考一下是不是應該提“文明社會”了，“文明社會”包容得更大，既有物質文明又有精神文明。因此，第四條標準就是我們要建成一個高素質的、文明的社會，全民擁有高素質的文明，這樣我們才能成為一個文化強國。

　　鼓勵民營企業發揮積極作用

　　王健林（全國政協委員、萬達集團董事長）：民營企業在文化產業方面的優點或優勢有兩點：一是創新性強，敢闖，敢試，文化產業是創新產業，最重要的是創新，民營企業在敢闖、敢試方面比國有企業有優勢，民營企業本身就是從夾縫當中生存起來的；二是民營企業在機制方面更有優勢。國家鼓勵民營企業在文化體制改革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但民營企業有兩方面的困惑：一是資金投向，包括國家財政的資金投向主要給了國有企業，民營文化企業可能很難拿到國家的錢；二是在政策方面不平等。

　　數字化保護讓敦煌文物永存

　　樊錦詩（全國政協委員、敦煌研究院院長）：數字保護和搶救性保護是保護的兩個方面。近70年來，敦煌研究院幾代人以莫高窟為家、以保護為天職，長期把保護作為一個永恒的根本任務。從歷程來說，經歷了搶救性保護、科學保護、預防性保護和永久保護。數字化保護也就是我們所追求的永久保護。文物都有很悠久的歷史，起碼有幾十年到上百年了，像敦煌這樣的遺產，短的有800年、長的有1600年，而且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壁畫和塑像。我們知道石頭都容易風化，何況是脆弱的壁畫和彩塑。我們把100年前和五六十年前的照片與現在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敦煌這么寶貴的文化遺產怎么能留下來？這是我們一直思考的。所以我們在全國文化單位中首先提出數字保護，用數字技術研究怎么把文化財產完整地保護下來。尤其是高保真，顏色是逼真的、形象也是逼真的，這樣整幅整幅做下來，為我們留存檔案，為研究利用檔案，為后世永存這份信息、為人類保存這份信息。

　　讓文化遺產有尊嚴地存在

　　單霽翔（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近些年很多地方在發展文化以及文化設施建設時，熱衷于一些歷史上沒有的，比如仿唐一條街、仿宋一條街等等，這不是我們今天文化建設的方向。應該把更多的注意力和更多的投入放在真實的、亟待保護的那些列入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的真實文物上，這樣才能使更多的文化遺產在當今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夠把這些文化遺產只看作是被憐憫的保護，而應該把它們看作今天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積極力量。最近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吳良鏞教授有一個鮮明的觀點：積極保護、整體創造。我們國家文物行政部門也提出：要使當今文化遺產在現實生活中有尊嚴地存在，它應該是城市最值得驕傲的地方、最美麗的地方、最有尊嚴的地方。另一方面，文化遺產也要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文化遺產也要通過保護成為時代的強者。第三，文化遺產保護成果一定要惠及民眾，一定要廣大民眾特別是當地民眾享受到文化保護對現實生活帶來的好處。只有廣大群眾從文化保護中得到利益才會傾心保護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也才能給廣大民眾帶來更大的好處。

　　呼吁給中國電影更多地“松綁”

　　尹力（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電影審查不是一個新話題，從電影誕生起審查制度就跟各國的電影生產相伴而行。特別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好萊塢快速發展的時候，在經濟低迷、失業率攀高、整個社會處于頹勢的狀態下，好萊塢卻快速發展，電影審查制度也就應運而生。實際上不是要不要審查的問題，而是用什么尺度來審查的問題。中國的審查制度，是按照國家的政策法規來規范電影從業人員。但近幾年，隨著中國電影的快速發展，涉及的題材不斷增加，每年兩會上電影界的政協委員提出了很多關于電影的提案。其中很多的是呼喚電影法的誕生，這個法實際上是讓電影的攝制、生產、制作能夠有法可依。在電影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希望給電影更多地松綁，為電影提供更加寬松的創作和制作環境。

　　改革使北京人藝煥發活力

　　張和平（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文化體制改革是審時度勢做出的一個重要戰略部署。人藝有她的歷史積淀，但在用人機制和分配機制等方面存在著不少的問題，特別是在一個時期內，由于班子和隊伍的不團結，沒有與之地位相匹配的作品出現，所以也曾經一度被社會詬病為“一鍋粥”。隨著中央提出文化體制改革的戰略部署之后，我們從多個方面進行了機制改革。2008年我們提出：以機制改革為動力，以藝術生產為中心，落實“三個提倡”，實現“一個目標”。我們從五個方面進行了用人和分配機制上的改革。2010年我們再次提出以機制改革為動力，在繼承中發展，為建設世界一流的學者型劇院而努力奮斗。

　　由于這些機制方面的改革，全院干部職工的積極性得到了空前調動，可以說在社會上、影視界成名立萬的所有演員整建制地回歸了舞臺，全面承接了老一輩藝術家打下的江山，我們恢復了20多部經典劇目，包括《雷雨》《茶館》《北京人》《日出》等劇目，拉開大幕就可以演。在繼承過程中我們不斷進取，這幾年推出了《窩頭會館》等原創劇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窩頭會館》票房達到2268萬元。人藝多年來票房徘徊在1280萬元左右，2008年達到1439萬元，2009年達到2767萬元，2010年達到3200萬元，2011年達到3227萬元。截至昨天，今年的票房已經達到1065萬元，也就是前兩個月的票房已經快趕上原來近一年的票房了，應該說這是機制改革的成果。（記者張悅、王春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