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毛澤東著名的《念奴嬌·昆侖》一詞，國人可謂耳熟能詳。但毛澤東即便能寫出如此想象奇絕的詞句，恐怕也難以想到，幾十年后，當同濟大學一位副教授將德國學者施米特引用了《念奴嬌·昆侖》的文章再譯回中文時，這首詞竟然成了現代詩，作者竟然成了“昆侖”，該副教授并且特意聲明“這是本人的翻譯，未查到昆侖原詩”。“昆侖”門由此爆紅網絡。

　　“昆侖”之誤，首先讓人聯想到的是清華大學一教授在3年前的專著中將蔣介石（ChiangKai-shek）譯成“常凱申”，由于被誤譯對象的身份極其特殊、影響廣泛，“昆侖”和“常凱申”堪稱人名翻譯錯誤的“絕代雙驕”，網友戲言中國翻譯界由此進入“常昆時代”。而類似的例子可謂屢見不鮮：幾位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在翻譯吉登斯的《民族——國家與暴力》時，將Mencius（孟子）誤為“門修斯”；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中提到Sun Tzu（孫子），結果被翻譯成“桑卒”；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John King Fairbank有自己風行于世的中文名字費正清，但卻被翻譯成無人能識的“費爾班德”；電影《華爾街》字幕，竟然將seven years later（七年后）翻譯為人名（斯蒂芬·耶爾斯·萊特）……

　　或許有人會說，這些錯誤基本都是人名，只要內容大致不錯，也就不必當真。但我們難道不該追問，連毛澤東、蔣介石、費正清、孟子、孫子等重要人物的名字都能譯錯，其內容的準確性難道不值得懷疑？更何況，人名尤其是關鍵人名正確與否，對于讀懂文章、看懂內容十分關鍵。同濟副教授一邊強調“這是本人的翻譯”，一邊感慨“未查到昆侖原詩”，便是最好的例證。世無“昆侖”，何來原詩？專業如學者教授，即便窮經皓首，也難尋昆侖之詩；對一般讀者來說，“巍巍昆侖”之上，更只能產生嚴重的“高原反應”了。一看到孟子，便會想起“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千古名句，可“門修斯”只會讓你以為又發現了一位被歷史淹沒的古希臘哲人；一看到費正清，自然就會想到《劍橋中國史》，而與“費爾班德先生”遭遇，只能相見不相識；即便你穿越了時間和空間也無法領悟，“斯蒂芬·耶爾斯·萊特先生”其實說的是“七年后”。

　　更為堪憂的是人名誤譯背后浮躁的治學態度。在被網友指謬后，副教授“大方”承認，甚至質問：“沒錯，但想怎么樣？”并指責指謬者心態有問題。這恰恰表明了某些學界人士的心態不正。嚴謹治學，實事求是，這是對從事學術研究者最基本的要求。凡是經得住實踐檢驗的學術名著，無不是小心求證、反復修改、精心打磨之作。當今學術界當然不乏堅守學術規范，老老實實做學問、認認真真聽取不同意見者，當然也不乏因為種種誘惑而日益浮躁者。為了評獎、職稱、名利、經費，趕進度、搭草臺班子甚至抄襲，可謂樣樣“精通”，核對幾個人名豈不太費功夫？治學態度如此，更何談淵博的學識、深厚的學養？

　　惟愿“昆侖”之后，毛澤東不會再變成“井岡山”、“廣昌路上”；有了“常凱申”之后，不會再有“張凱申”、“李凱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