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年底，湯姆·霍伯執導的電影版音樂劇《悲慘世界》問世，贏得一片贊譽，獲得金球獎八項提名；引進國內之后，成為近年來票房收入最高的音樂劇。這可以說是時至今日，《悲慘世界》這部經典之作仍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有力證明。借由大量真實素材與細膩的寫實手法，這部小說展現出的宏大而深邃的史詩感，無疑是其令21世紀的觀眾著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實現了自由與平等的夢想，卻沒有帶來秩序。19世紀上半葉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法國前后經歷了四個政權：復辟王朝（1814—1830年）、七月王朝（1830—1848年）、第二共和國（1848—1852年）、第二帝國（1852—1870年）。

　　1814年，經滑鐵盧一役，拿破侖的帝國大廈灰飛煙滅。在一片戰爭的灰燼中，法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羅旺斯公爵成為了路易十八，百合花旗幟重新飄揚在巴黎的上空。復辟王朝心心念念希圖恢復貴族階級昔日的榮光：軍隊中實行大清洗，忠于拿破侖的將軍們被流放或被處死；各地的革命者遭到血腥撲殺；凡是被認定威脅國家的人，可以不經過法庭審訊，直接入獄，白色恐怖彌漫在法蘭西的土地上。另外，城市工人的生存條件極其惡劣，貧困人口急劇增加。農村則時常發生饑民騷動，在1816-1817年間尤其嚴重。嚴苛的新聞審查制度只能壓制表面的反對，卻無法從根本上阻止激進的小冊子、傳單在全國的傳播。在巴黎和外省，示威者們紛紛走上街頭，爭取個人和公共的自由。1822年，以青年共和派為主的法國燒炭黨在全國各地發動起義，遭殘酷鎮壓而告失敗。但反對勢力日趨成熟，“七月革命”將復辟王朝送進了墳墓。

　　然而，復辟王朝之后的七月王朝，依舊被自由和秩序這一問題所困擾。路易·菲利普以公民國王自居，在統治初期確實進行了某些自由主義的改革。1814年《憲章》的反動前言以及授予國王頒布非常法的特權被取消，有選舉權的公民人數從八萬上升到二十多萬。但在朝堂上，以“抵抗派”為首的保守勢力依然不容小覷，他們攻擊種種有利于自由民主的政策，與主張自由的“運動派”分庭抗禮。正如雨果所說，七月政權受到了來自過去和未來的兩方面力量的夾擊，它在夾縫中掙扎。混亂的社會局面仍在繼續。“七月革命”之前開始的信貸危機沒有任何緩解的跡象。商業蕭條，工廠倒閉，窮困潦倒的失業工人只能訴求暴力反抗。1846-1847年的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將四分五裂的社會推向崩潰的邊緣。終于“二月革命”結束了七月王朝，此后迎來的便是短暫的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國。

　　這便是《悲慘世界》所映襯的法國歷史。以冉阿讓、芳汀等為代表的便是那個社會悲苦無依的底層大眾，他們掙扎在饑餓和寒冷之中，走投無路，只能靠偷竊或出賣自身來換取生存。可是，嚴酷的法律和社會的漠然依然將他們推到絕境。以捍衛秩序為名，即便是輕罪，也會受到重罰。關于這一點，是當時各界論辯的熱點問題。對于冉阿讓來說，一片面包的最終代價是19年的苦役。沙威就象征著這個無情的國家機器，他就是為秩序而生。而他的自殺也是對這套體制的嘲諷。此外，借由芳汀的死，作者控訴了當時冷漠的社會如何不關心下層女性的命運，任由她們墮落甚至死去，揭露出所謂的秩序其實只是冷冰冰的枷鎖，不給人自由幸福，帶來的只是悲慘的命運。

　　雨果描繪法國社會下層生活的筆調如此細致又辛辣，有評論者將《悲慘世界》界定為“社會問題小說”。而作者自己則更愿意稱之“為歷史寫的小說”。為了再現歷史的真實，雨果對每一處細節都再三考訂：冉阿讓帶著珂賽特逃脫沙威追捕時的整個街景再現，是流亡在外的雨果向巴黎友人去信一再確認的；關于冉阿讓化名為馬德蘭先生后開辦的黑玻璃加工廠，他為此專門收集了詳細的材料；當小說中涉及到工資或價格時，作者更是參考了很多檔案文獻。正如作者在小說中論及路易·菲利普時所說，“這些都是真情實況，沒添一筆也沒漏一筆”。

　　《悲慘世界》可以看作是雨果自己政治理念的表露。對于當時混亂的時局，各種政治觀念針鋒相對。如何在自由與秩序之間找到平衡，是大革命之后那段歷史的核心主題。有寄希望于回到過去舊制度的極端保王黨，也有秉持進步發展理念的自由派，更有激進的共和主義者。實際上，在19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很多宣揚自由的知識分子仍然是贊成君主立憲制的。像夏多布里昂、斯達爾夫人以及貢斯當等人往往將個人自由與舊秩序下的價值觀聯系在一起。雨果早年思想也是傾向于保守的，他那著名的《頌詩集》就是贊美波旁王朝，為此他還獲得路易十八的年金賞賜。但是，隨著君主制越來越令人失望，雨果慢慢轉向了共和思想。在1848年成立第二共和國時，雨果當選為制憲議會的議員。從1849年開始撰寫的《悲慘世界》中處處可見作者對革命的贊美。他這樣評價當時被視為恐怖十年的大革命：“它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它使世界變得稍稍美好了一些，對人性的關注與撫愛在它那毫不留情面的鞭打中顯現出來。”他也贊揚1830年推翻了復辟王朝的“七月革命”是“人權擊碎既定事實的勝利，這是種燦爛絢目的東西……人權就是正義和真理”。

　　而在當時，具有相似觀念的人并非少數。比如雨果的朋友，也屬于浪漫主義陣營的拉馬丁在他的《論合理政治》中呼吁出版自由，并提出建立基于比例代表制的普選制。自由、共和的思想在學生和文化界尤其盛行，小說中安灼拉和馬呂斯就是他們的化身。此外，在《悲慘世界》中，那位拉馬克將軍在史上確有其人。拉馬克在22歲那年就投身革命軍隊，后跟隨拿破侖多次征伐，立下赫赫戰功。拿破侖退位后，他被復辟王朝流放，直到20年代才重返政壇。這是一位深受人民愛戴的將軍。1832年，巴黎爆發了瘟疫，拉馬克將軍也在這場瘟疫中不幸去世。他的離世使共和派覺得從此朝政將會更保守，因此決定趁他的葬禮發動起義。這就是在《悲慘世界》中，作者花費大量筆墨描寫的“六月起義”（1832年6月5日）。但是，由于共和派沒有充分發動巴黎民眾，他們與政府軍的對抗很快就以失敗告終。雨果通過飽含激情地講述這場失敗的起義，不僅表達了對共和派的贊美；也是“借史抒情”，借此來抨擊波拿巴三世將第二共和國篡改為第二帝國的行徑。1852年12月，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稱帝，激烈反對帝制的雨果隨即被迫流亡海外。

　　另外，《悲慘世界》中表現出來的宗教情結也是談論這部小說時無法規避的話題。與“自由和秩序”相并列，“救贖之路”幾乎是它的另一主線。在雨果看來，解救苦難還得依靠弘揚人性的本善，而這在根本上來自上帝的啟示。大革命中，宗教受到了摧毀性的打擊：教會財產國有化，大批“未宣誓教士”流亡國外。1801年，拿破侖與羅馬教廷簽訂的《政教協議》重新承認天主教為“大多數法國人的宗教”。復辟王朝時期，天主教再次被定義為國教，教會重新掌握了法國的初等教育系統。但是，天主教對于政治與思想的控制力仍不可避免地日漸衰微。它更多的是作為“仁愛”道德觀念的依據以及一種對永恒正義的期望而存在于人們的心靈之中。小說中“謙虛和藹，純樸親切”的卞福汝主教與當地百姓之間的親厚關系便是這種情感紐帶的真實寫照。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代的法國天主教也逐漸開始默許“心靈的自由”，也就是信仰的自由。這種相對世俗化的開放態度，反而吸引了相當一部分人從中尋找精神的安寧。

　　歷史畫卷般的敘事手法，人物形象鮮明的時代特色以及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深入思考，這些要素構成了《悲慘世界》問世一個多世紀以來依舊能動人心弦的原因。真實在虛擬小說中的隱現，如同鏡中花，有種攝人心魄的迷離之美，這也正是雨果之所以被稱為“大師中的大師”的奧秘所在。（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