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高考學生填報志愿現場，記者看到一幕“有趣的場景”。一名女生問前來采訪的記者學新聞學怎么樣，記者馬上搖頭說：“這個職業看似自由，但是壓力太大，工作不定時，建議入行要慎重。”女生的志愿里同時還填報了教師專業，負責報考志愿的老師看到了也忍不住說，“當老師不容易，再好好想想。”前輩們這么說，讓女生一頭霧水：“聽你們說完，我的志愿都沒法填了。”

　　我不知道媒體在報道時，為什么將這樣的一幕冠之以“有趣”二字。難道“悲哀”的另一面，在他們看來當真是好玩的？媒體從業者當場勸阻學生報考新聞學，教育從業者當場提示學生教師職業的不堪，那么對于孩子們來說，還有什么能比這種“以身說法”更具有警示意義？果然學生當場便迷惑了。但是在他們以為是好言相勸的同時，有沒有曾經想過，面對一個對未來滿懷憧憬的孩子，他們可能正在“合謀”，不僅扼殺了孩子們的美好與理想，同樣也扼殺了自身職業應有的價值與尊嚴。

　　當我得知有記者這樣唐突地勸阻一名有志于新聞的學生之時，作為一名媒體從業者，我感到深深的羞辱。固然我必須承認，該記者所說的是事實，而且事實上，這個職業不讓人待見的地方可能還遠不止于此。比如還有收入微薄，經常要上夜班，新聞產品本身已不再純粹，新聞工作還經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掣肘等。當然我也承認，目前許多大學的新聞學院理論與實踐相脫節，讓人懷疑是不是在“誤人子弟”。所有這些，都不必諱言。但除此之外，我感到憤怒或不解的是，為何在那位好為人師的記者眼中，看到的只有這些？

　　他恰恰沒有提及的，是記者的價值，媒體理想所具有的社會及時代意義。當那位記者只看到這份職業的壓力之時，我明確地感知媒體理想在這個人內心的沉淪。或許在今天，這已不是他一個人的沉淪。但是，媒體理想的沉淪，能夠表明理想對于媒體是不再存在的嗎，能夠表明更多的人同樣是不再心懷理想的嗎，能夠表明長久以來，歷代媒體人對于這個國家、民族、社會的付出、堅持、守望，是不具有理想價值的嗎？顯然不是。然而一名記者的短視與價值失落，便輕浮地將這一切生生抹殺。這是一種無知。

　　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或許在今天這個時代，理想已是一件無比奢侈的事情。但在我看來，或許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現狀，那種有志于新聞的意愿才更應當得到呵護，也才更應當呼喚那種媒體的理想。因為既便是社會及道德正在發生整體淪陷，但只要有媒體理想的一息尚存，則這個社會仍不會只是絕望。理想絕非空洞。誰能夠否認，今天一些有職業操守與良知的媒體人，他們點滴地推動，執著地堅守，不正是使我們一點點達致理想的具體行為？如此，誰又能夠妄自菲薄？

　　事實上，說到另一個扼殺孩子志愿的“合謀者”，其所代表的教育職業，就其神圣及價值而言，一點也不比記者所代表的新聞從業者要小。如果說媒體更多地作用于社會現狀，著眼于現實的改良，那么教育更多地作用于民族未來，著眼于心靈塑造，但是除此之外，他們對于國家、民族以及國人潛移默化的影響與改變，對于國民精神以及公共人格的培育，卻都殊途同歸，也都有使命所驅。

　　今日中國，“干一行，愛一行”的說法儼然已成過去，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成為自身職業的潛在受害者。當然我也并不試圖去分析，“干一行，恨一行”的情況是怎樣發生的。但是在一個隨機的時代現場，竟然是由記者與教師來殘忍干預一個孩子的志愿，這樣的情形仍然讓人難以名狀，悲從中來。如果說這當中真有一種“扼殺”，那它為何是由他們來合謀完成？